英国德国 但是目前并没有空缺

引言

浅析1926-1933年的英国与德国的关系与殖民地问题——《洛迦诺公约》的签署使德国重新成为了欧洲的政治大国，国际地位得到了空前提升。

紧接着德国于1926年加入了国联并成为了常任理事国，这一事件可以被视为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外交的里程碑。

在经济方面，随着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德国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并逐渐恢复到战前水平，伴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

德国的一些民族主义者和殖民修正主义者希望重获前德国殖民地。

但是，由于以英国为首的战胜国态度坚决，所以德国在这方面没有多少建树。

一、杨格计划的背景

德国政府的态度有些暧昧，一方面政府内部的官员是倾向于提出殖民地要求的，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恢复大国地位才是首要任务。

他们担心过分地要求会影响德国与英国等国家的谈判；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明确宣布放弃殖民地。

这一模糊的态度引起了很多殖民狂热者的不满，但是当时的国际形势于他们不利，加之人们对殖民地热情的减弱，殖民宣传活动暂时陷入了低谷。

然而，在杨格计划谈判期间，他们又看到了恢复殖民地的希望。

随着德国国力的恢复，德国希望修改《道威斯计划》。

英国同意重新考虑赔款问题，条件是美国必须减免战债；若美国不减免战债，英国从德国索取的赔款就不得少于它向美国偿还的战债。

德国政府经过与美国、法国的多方协商，就建立专家委员会达成一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总经理欧文·杨格被任命为专家委员会主席。

1929年2月，委员会开始在巴黎工作，前德国殖民地问题则再次出现，而英国再次予以拒绝。

在杨格计划谈判期中，德国代表沙赫特博士提出德国无力支付每年多达25亿金马克的赔款，要求削减偿付数额。

在概述了两种可供选择的支付方法后，沙赫特接着将德国国际收支的困难与前德国殖民地和东部农业土地的损失联系起来。

他希望德国可以获得一些前殖民地来补充德国工农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并偿还战债。

严格地说，沙赫特并没有明确要求归还德国的前殖民地和东部领土。

相反，他呼吁消除将德国与东普鲁士及其前殖民地分隔开来的某些障碍。

他希望通过一种特许公司的形式来得到殖民地，而并不是直接索取主权。

斯特莱斯曼告诉沙赫特，殖民地问题和波兰问题目前不能讨论，除了外交部长以外，任何人不得以书面形式提出这些问题。

在巴黎的德国专家绝对不能提出这样的建议。

斯特莱斯曼认为，沙赫特没有提前通知政府是令人沮丧的，因为在他看来，沙赫特的行动可能具有深远的外交、财政和政治影响。

他担心，坚持政治条件将使谈判会议破裂，并使债权人将谈判失败归咎于德国，这将在外交上孤立德国，并导致德国信贷崩溃。

在会议谈判期间还发生了一段插曲，这个事情或多或少地影响到谈判的进展。

德国外交部前国务秘书冯·屈尔曼也在巴黎逗留。

此人给他过去结识的朋友、英国驻巴黎大使威廉·蒂勒尔写了一封信，企图唤起英国对德国重新开展殖民地活动的同情心。

根据屈尔曼的说法，德国的贸易平衡已经受到了原材料绝对匮乏的影响，并且德国对杨格计划的履行能力也相应地减弱。

他明白专家委员会无法处理政治问题，但是他希望委员会可以在他们的调查中表达一种愿望。

即如果德国能独立自主地控制殖民地也就是原材料产地，这将大大有益于德国履行杨格计划赋予的义务。

德国无法为重新获取整个坦噶尼喀提供方案，但是屈尔曼建议坦噶尼喀的南部地区即马拉维可以归还德国，并且可以通过更新与英国的战前协定来获得莫桑比克。

蒂勒尔把此信交给了英国外交部，奥斯汀·张伯伦随即委托英国驻柏林大使，罗纳德·林赛，询问屈尔曼的活动是否得到了德国外交部的授权。

斯特莱斯曼只能予以否认。

由于屈尔曼在信中提到了德国专家报告和沙赫特本人，所以斯特莱斯曼善意地解释了这一事件，说屈尔曼偶尔把他同沙赫特经常的谈话当作了他自己的观点。

尽管斯特莱斯曼内心对殖民地问题是持保留态度的，他认为德国应该被给予在殖民地原料开采方面的权利，但是他担心这样会影响杨格计划的谈判过程，因此并没有以外交渠道提出。

奥斯汀·张伯伦本人对此事极度排斥。

时任英国驻柏林大使霍勒斯·朗博尔德接到指示，要求德国政府正式驳斥屈尔曼的声明。

大使更进一步指出，英国人对殖民地的态度并没有背离洛迦诺时代的原则并且英国也不会以任何方式对葡萄牙的殖民地问题展开会谈。

此后在与沙赫特以及德国国务秘书舒伯特的会谈中，再次证实了屈尔曼的声明并没有得到德国外交部的授权。

尽管斯特莱斯曼对屈尔曼的声明并不知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该声明与沙赫特有密切的联系。

沙赫特在杨格会议谈判期间提出的殖民地要求与屈尔曼的声明互为表里，二者在私下也有过接触。

这些对殖民地的声明无疑给谈判增加了巨大难度。

英美等国的专家们认为殖民地问题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畴，由经济问题上升到了政治问题。

沙赫特的德国团队提出的方案也无疑给专家们的心理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但是德国官方对屈尔曼事件的否认以及奥斯汀·张伯伦的态度还是使会议不至于被殖民地问题所困扰。

经过了几个月的艰苦谈判，“杨格计划”终于出炉，1930年1月20日，各国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国际会议上正式批准了杨格计划。

虽然德国在经济外交上再次取得了胜利，但是殖民地问题并没有任何进展。

奥斯汀·张伯伦像在洛迦诺会议时以及德国加入国联时那样，拒绝了德国任何对殖民地的诉求。

这主要还是因为英国固有的“帝国思想”，在英国政府内部，以殖民大臣里奥·埃默里为首的一批人士秉持着“日不落帝国”的信念。

向任何可能对帝国安全构成威胁的事情说“不”，德国殖民地问题正是如此。

他们认为德国重获殖民地不但可能以此作为海军基地进攻英国及其自治领，而且会威胁英国在东非的战略版图。

此外，由于在一战期间与法国共同瓜分了喀麦隆与多哥，加之英国与法国之间的防卫义务，英国担心一旦在殖民地上牺牲法国可能会招致法国更多的补偿要求。

最后，若英国牺牲葡萄牙或者比利时等国的利益来换取与德国的和平则会被国际社会所诟病。

以上这些因素都是英国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他们在20年代对德国的殖民地要求一直保持反对。

但1929年10月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以及随后纳粹势力的崛起不得不使英国重新审视与德国的关系。

罗纳德·林赛在柏林的继任者，霍勒斯·朗博尔德不得不相信殖民地问题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重新登上政治舞台。

殖民地愿望已经在德国扎根并且当它不再依靠外资来发展时，德国可能会用一种盲目且更具攻击性的手段来重新提出获得前殖民地的要求。

二、经济大危机对英德两国的影响

1929年10月24日，由美国华尔街证券交易所引发的金融滑坡很快冲击了全球经济。

1931年5月至7月德国帝国银行黄金储备减少了42%。

1931年英国宣布放弃金本位，禁止黄金出口，英镑贬值近三分之一。

危机所引发的是工业生产的大幅度下降。

1932年工业生产与1929年相比，英国下降了20%，德国下降了40.2%。

国际收支的缩减、资本输出的停止，直接导致世界贸易的萎缩。

面对经济危机的冲击，英德关系也处于一个转型的十字路口。

在德国，纳粹主义势力逐渐抬头，且大有取得德国政权的趋势。

英国驻柏林大使朗博尔德观察到，德国民族主义者在叫嚣着废除“杨格计划”、修改东部边界，重新武装以及重获以前的殖民地。

纳粹主义势力咄咄逼人的侵略扩张态势，使得英国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战略。

英国在20年代所实行的“十年规则”逐渐受到质疑，面对纳粹主义崛起的威胁，英国需要增加军费预算，但是经济的衰退使得他们力不从心。

在殖民地问题上，英国的一些官员不相信德国会在这个时刻提出殖民地问题，他们认为德国忙于经济重建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英国并不愿意过多地介入到欧洲的纷争中，在过去也只是在欧洲出现均势失衡的状况下才出手。

对于这个岛国来说，保证帝国的海洋安全显得更为重要。

保罗·肯尼迪认为：西非、西南非和东非、近东以及太平洋地区的反对殖民地运动，从总体上对于殖民帝国的生存能力和永久性提出了疑问。

殖民地的这种骚动对于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关系还是有些重要性的。

首先，它分散了某些大国的一些注意力，使他们不能全力关注欧洲的局势。

英国就是很明显的例子，英国领导人更加担心的是巴勒斯坦、印度和新加坡，而不是苏台德或但泽，这些优先考虑反映在他们1919年以后的“帝国”防御政策中。

因此，英国面对德国的殖民地要求在态度上也出现了变化。

三、纳粹上台前夕的英德关系与殖民地问题

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德国黄金严重外流，德国政府故而提出取消赔款的诉求。

英美等国由于考虑到自己在德国的投资等问题同意妥协。

1933年协约国赔款委员会宣布废除赔款，即将上台的阿道夫·希特勒此时认为，由于取消了赔款，这就意味着德国有权站在与其他国家完全平等的地位上重新武装。

至少恢复1918至1919年丧失的部分领土，这包括萨尔、阿尔萨斯-洛林、德国的殖民地，首先是但泽，以及并入新国家波兰的领土。

与此同时，当时的德国政府认为英国由于实行帝国特惠制，限制德国对其殖民地的外国进口，并减少了对德国的销售，这导致了德国购买力的下降。

德国政府认为英国已经从最严重的危机中恢复过来，应该对德国进行补偿。

虽然取消了赔款，但是德国目前无法进行更多的出口。

1932年，德意志殖民协会向时任德国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施压，希望将殖民地问题带入计划讨论德国战争赔款的洛桑会议。

布吕宁看起来打算这样做，但是他在会议召开前下了台。

1932年被视为是德国殖民宣传运动“最黑暗的一年”，由于没能将殖民地问题的讨论带入洛桑会议，德国殖民修正主义者显得极其失望。

但是他们也视这一年为“关键的一年”。

纳粹党的崛起使他们看见了重获殖民地的希望，殖民宣传运动的狂热也被带动起来。

在1932年由银行家雷根丹茨举办并有前总理路德出席的晚宴上，有人建议朗博尔德安排一场包含有影响力的德国人士和英国人士的会谈，去讨论德国重获殖民地的问题。

朗博尔德随后与英国的同事商讨对策，英国认为如果出现委任统治的空缺，德国有权享有委任统治的权利。

朗博尔德认为德国不久将会正式提出殖民地问题，英国外交部中欧司的奥姆·萨金特同意这一观点，并且认为德国可能会把殖民地问题当做筹码来与英国讨论别的问题。

例如修改东部边界或者德奥合并。

英国官员们的设想随后变成了现实。

在1932年夏天接受记者采访时，新任德国总理弗朗茨·冯·巴本宣称：“德国必须在道德、政治、经济上再次占据阳光下的地盘。

《凡尔赛条约》对德国施加的限制必须取消，德国必须重获其殖民地。

”

这个声明展现出了德国的强硬姿态，但是并没有成功唤起英国在外交渠道上对殖民地问题的讨论。

英国大使霍勒斯·朗博尔德向伦敦报告说：“殖民地问题在德国高层中占主导地位，这与前几年是不一样的。

”

他补充道，如果可以取消“战争罪责”的条款，它将毫无疑问地致力于使自己加入管理殖民地的行列。

英国对于巴本的声明很快做出反应，但是这时英国政府采取的是一种委婉的方式：在报纸上对巴本的声明进行了反驳。

学者安德鲁·克洛泽认为，这标志着一个新的起点，即由奥斯汀·张伯伦时代的果断拒绝转向避免直接对抗。

纵观自一战结束至纳粹上台这一时期德国政府在殖民地问题上所取得的成就，可以总结出：德国通过洛迦诺会议的协商取消了《凡尔赛条约》关于殖民地的罪责。

加入了国联并取得委任统治委员会的资格；成功地阻止了英国东非殖民地与坦噶尼喀的合并。

但是，不得不说，在重获殖民地的实质性问题上，德国政府依旧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尽管殖民地问题在这一时期曾经三次出现在英德关系中，但是英德两国并没有因为殖民地问题而产生很大的分歧。

然而，随着1933年纳粹党的上台，殖民地问题将在英德关系中扮演着从未有过的重要角色。

在经历了经济危机的冲击后，英国在30年代面临着来自三方面的压力。

首先是远东：1931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随着日本势力在远东的急剧扩张，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受到严重挑战。

其次是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独裁政权的战略构想就是恢复昔日罗马帝国的荣光，将“地中海”当作意大利的内陆湖。

最后是来自德国的压力，并且这方面的压力在英国看来是最为严重的。

德国自1933年进入了纳粹统治时期。

这个新政权的侵略属性使得英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重整自己的军备。

在重整军备的同时英国希望在外交谈判上有所建树，以此来赢得时间上的优势。

因此，在30年代中期，英国希望通过对德国作出一些让步从而与其达成一项“全面解决协定”。

结语

这也表明了英国政府希望通过欧洲事务的解决来换取和平，而这种和平可以保卫大英帝国的安全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