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速下调 市场主体活力有效激发
日前，多数省区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2022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30个省份中，除了甘肃上调和内蒙古持平，其余省份2022年增长目标普遍低于2021年的目标增速，其中目标较高的是海南和西藏，分别达到9%和8%左右。
江西、安徽、湖北、贵州、云南、河南、宁夏七省份目标设定在7%以上或左右；甘肃、山西、广西、湖南、福建、河北、四川七省份设定为6.5%以上或左右；内蒙古、新疆、陕西、吉林、浙江五省份设定为6%左右；山东、广东、江苏、上海、青海、重庆、辽宁、黑龙江八省份则设定为5.5%以上或左右；最低的北京将2022年目标设定为5%以上。
海南“御风而上”
海南以9%左右的设定目标，位列第一。
数据显示，2021年海南GDP同比增长11.2%，位列全国第2，两年平均增速位列第1。
海南省省长冯飞如曾表示，“2021年海南主要经济指标历史性走在全国前列，海南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和重要窗口期。
”
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红利让海南“御风而上”。
数据显示，2021年离岛免税销售额突破600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5%，位列全国第1，两年平均增速位列第1。
2022年，雄心勃勃的海南，将力争离岛免税店销售1000亿元。
首都发展面临诸多有利条件
北京把2022年经济增长目标设置为5%以上，相关负责人解释称兼顾了需要与可能，与潜在增长率相衔接，也为疫情防控、结构调整和应对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留出余地，有利于引导预期、提振信心，引导各方面把精力集中到提高发展质量效益上来。
其次，2022年首都发展面临诸多有利条件，冬奥会、北京证券交易所、环球主题公园等重大活动、重大项目对经济发展的助推效应将充分释放，实现5%以上的增长是有基础、有条件的。
此外，全球经济复苏面临疫情等多方因素掣肘，下行压力增大，考验着北京经济的“硬实力”。
经过多年的培土育心，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医药健康已成为北京高精尖产业发展的“双引擎”。
四川将全面提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1月24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官网发布政府工作报告完整版，省长黄强代表省人民政府作报告。
报告指出，2021年，四川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迈上5万亿台阶，达5.38万亿元、增长8.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773.3亿元、增长12%；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8.3%、10.3%。
在重大项目方面，四川时代动力电池一期二期等项目已竣工投产，三到六期项目加快推进，七到十期项目成功签约，宜宾基地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体动力电池生产基地。
工作报告提出，2022年，四川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进出口总额增长高于经济增速，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趋势基本一致。
此外，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控制在103左右，城镇新增就业85万人，粮食产量稳定在710亿斤以上。
2022年，四川还将全面提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动川渝合作共建再深化。
大力推进160个共建重大项目，加快建设成渝中线高铁等项目，建成泸州至永川高速公路，力争开工建设天府南—重庆铜梁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等项目，加快推进成渝、遂渝高速公路扩容等项目前期工作。
目前市场上对2022年全国增长目标设定为多少，争论较大，大致可分为5%左右、5%以上、5%—5.5%以及5.5%左右四类。
为什么普遍整体下调2022经济增速目标？哪一种设定更为合理？
李迅雷金融与投资：
为什么在去年多数省份超额完成目标的情况下，今年还会见到增速目标的大范围下调呢？首先，疫情造成的低基数使得去年目标完成相对容易。
而随着这一影响的消退，今年经济增速目标完成的难度有所上升。
其次，经济增速目标下调成为趋势。
随着我国经济潜在增速的下降，设置过高的经济增速目标既违背规律，又无必要。
最后，增速目标的设置要考虑到预期的合理引导。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而多个省份对目标设置的解释中也提到了有助于引导预期。
我们认为，全国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也会对此有所考量，5%-5.5%的增速区间较为适宜。
其他目标的设置如何呢？投资目标：明确增速目标的省份有所增多，调升调降省份数量旗鼓相当，幅度也相差不大。
财政收入目标设定较为乐观，上调省份数量不少，或将制约财政政策的积极力度。
居民收入增速目标设定上则显得较为谨慎，今年有更多的省份明确了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的目标，但明显低于2019年以来的目标水平。
各省今年除了常见目标的设定之外，还有部分省份设定了较为特色化的经济目标，切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涉及研发强度、环保、劳动效率等。
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首席FICC分析师明明：
通过对历年经济增长目标和对国内经济的展望的梳理，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历次经济增长目标调整的步长均为0.5%，最终的目标可能是一个区间也可能在某个点位左右。
二是从GDP增速目标和当年实际结果的对比来看：如果当年GDP增速目标为一个区间，实际结果均落在了GDP目标区间范围内；如果当年GDP增速目标为一个点位“左右”，实际结果往往在目标点位±0.2%的范围内。
三是GDP增速目标往往会考虑可行性和完成难度的平衡。
在国内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增加时，政府往往下调增速目标。
结合2021年的经济运行状况合理外推：5.0%和5.5%是今年经济增速目标的两个重要点位。
合理举债稳定宏观杠杆是稳增长的必要条件。
不论是央行的碳减排支持工具、2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专项再贷款，还是财政部印发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操作指引》，抑或是央行对房地产开发贷、按揭贷款限制的边际放松，都是希望通过宽信用、稳杠杆的方式来稳住实体经济的需求。
只有稳住了信用和杠杆，才能稳住实体需求和经济增速。
从三驾马车来看，今年出口增速或将放缓，消费增速上行空间相对有限，投资将成为明年稳杠杆、稳增长最重要的抓手。
去年前10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两年平均增速仅为3.9%，而疫情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最低的年份为2019年的5.4%，投资不足是导致今年经济增速显著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年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迎来上行。
主要分项上，基建投资具备上行空间；制造业投资关注高技术和绿色行业；房地产托而不举，但增速存在一定惯性。
基建能否有所作为是市场讨论最多的问题，其空间取决于政府和城投杠杆。
历年的政府性基金盈余情况来看，政府杠杆的空间是相对充足的。
城投加杠杆的空间则取决于观察的时间维度：中长期来看城投加杠杆的空间非常有限，控制隐性债务、化解风险是中长期的政策思路。
但是短到几个季度的维度，在稳增长压力较大的时候，城投依然需要承担其相应的逆周期调节责任。
绿色、新能源基建或将成为高增长的方向。
利好制造业投资的中长期因素较多，关注高技术和绿色行业。
首先是政策支持，央行的信贷政策向制造业倾斜，绿色工具进一步扩容，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常年高于平均水平。
其次是绿色低碳转型的大趋势将引领相关制造业的需求和前置的投资。
三是投资的成本约束下降，今年上游供给约束是限制制造业投资的原因之一，随着上游供需矛盾的缓解，政策刺激的空间和企业资本开支的意愿可能会有所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雪松：
预计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5.3%左右，略低于潜在增速(5.5%)。
随着主要经济体产能逐步修复，中国出口替代效应将有所减弱，预计以美元计价的进口和出口增速分别为10.4%和6%(今年前10月进出口增速同比均超过30%)，增速明显回落，但保持一定韧性。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2022年预测因疫情变化而存在向下调整的可能。
预计2022年PPI涨幅将回落到5%左右，主要原因在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经历了过去几个季度较为普遍的大幅度上涨后，一些门类大宗商品涨势在趋缓。
我国多项保供稳价政策作用下，煤炭等价格近期已经高位回落，这些因素将带动2022年PPI涨幅收窄。
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可设为3%左右，财政赤字规模大约为3.7万亿元，比2021年增加1300亿元。
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大“两新一重”建设，加强对技术改造、绿色转型等支持。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稳健货币政策，边际可适度宽松。
在执行房地产“三条红线”“两集中”的过程中，要积极推动房地产产业软着陆，既要防止土地拍卖频繁流标、热点城市供给不足，导致后期房价暴涨，又要防止四五线城市房价过快下跌，引发连带风险。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
当前来看，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复苏放缓，通胀压力上升与疫情蔓延交织，我国经济也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
但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变。
从明年的发展看，战胜困难挑战、保持经济稳定运行仍有较好的支撑。
一是内需拉动有望增强。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有利于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只要把好疫情防控关，明年消费发展仍然大有可为。
“十四五”规划重大项目陆续开工，“两新一重”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有利于增强有效投资的带动作用。
二是创新驱动态势向好。
科技创新加快发展，5G产业加速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成长，围绕关键元器件、核心零部件等短板领域的创新投入不断加大，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2021年，我国的创新指数全球排名升至全球第12位，连续9年上升。
三是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推进。
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战略等稳步推进，城乡差距持续缩小。
今年前三季度，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62，比上年同期缩小0.05。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稳步实施，带动作用进一步加强。
四是改革开放红利持续释放。
放管服改革和优化市场环境成效不断显现，要素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速打造，发展活力动力增强。
五是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
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的优势进一步显现，经济内循环的主体作用不断增强，共建“一带一路”扎实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加速形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
我国经济运行中既有供给侧问题也有需求侧问题，当前短期看有效需求不足对经济影响比较突出，应适度增强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力度，财政政策加力提效，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证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引导平均融资利率适度下降，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争取和创造更大空间。
三季度经济增速的加快下行，在于多重负面因素的叠加。
为了应对当前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宏观政策已经在边际放松，12月6日央行宣布全面降准。
要防范政策落实中的“共振效应”。
绿色转型是一个中长期过程，既不能等、不能拖，也不能操之过急。
一些地区和行业将长期目标短期化甚至影响了地区经济正常运行和民生保障，增加了不必要的风险。
房地产相关产业链条较长，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特别是对于依赖较高的地区，房地产市场一旦过度放缓可能触发更为复杂的风险传导链条。
要有效应对全球产业出现的分散化、多元化、地区化、本土化趋势，降低芯片短缺、大宗商品价格高涨、国际海运运力紧张等问题对产业链供应链保持稳定的影响。
一是集中力量强基础补短板，加快对关键领域零部件核心技术的研发，防止关键领域断裂风险。
二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固优势、促协同，进入产业集群发展，巩固产业链。
三是扩大贸易投资领域的开放力度，落实好RCEP协议以及参与CPTPP等框架的合作，共享中国大市场产业升级的红利。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陆挺：
首先，判断当前经济的下行压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房地产行业板块还在恶化，地方财政也会被此拖累；二是出口增速势必大幅下行，2021年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将快速消失。
三是疫情带来的经济成本可能会逐步上升。
房地产业下行对经济的影响可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分析。
一是与建房相关的固定资产投资，约占GDP的17%，滞后于新开工约半年左右。
过去几个月房企新开工面积已经同比下降20%以上，这必然会影响接下来的建房投资。
二是对财政的滞后影响。
开发商支付给地方政府的购地款在2020年高达8.4万亿元人民币，是中国GDP的8.4%，约为公共财政收入的46%，这笔收入是地方政府在基建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
因为从政府卖地到收款之间有一定的时滞，2021年11月政府卖地收入已经同比下降10%，根据过去几个月的政府卖地情况，未来半年政府卖地现金收入将大幅下降30%乃至40%以上。
另外，与房地产相关的税收收入约占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的24%，这块收入还将大幅下降。
三是房企的债务违约对上下游企业和金融市场的冲击。
我们估计房企的总体债务规模在30万亿以上，民营房企因为融资问题已经有一部分关联企业尤其是建筑企业陷入财务困境。
四是中国城市居民的财富紧紧绑定在房地产之上，城市家庭财富中房产占比高达78%，居民负债较高，房价下行不仅会带来负面的财富效应从而削弱居民消费，也会增加金融系统的信贷风险。
第二个压力在外需方面。
从2020年中期以来中国出口高歌猛进，2021年前11个月同比增长31%，但种种迹象表明这样的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为何出口的高增速难于持续？首要原因就是高基数。
疫情前中国出口在全球出口中的比重在14%到15%之间，较为稳定；因为疫情，这个比重从2019年的14.6%跃升到了现在的17.6%，进一步上升的空间极小。
其次，尽管全球疫情又一次复发，一些国家重新关闭国门，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经济体会选择与病毒共存的战略，其国民的消费重心由商品逐步返回到服务业。
而中国尚未与其他国家通关，在这个过程中商品出口可能受损，服务出口又不能受益。
第三，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耐用品消费在经历了过去两年的高峰之后，由于其本身的耐用属性，可能会出现一段时间的需求低谷。
第四，在经历了连续两年的大幅财政刺激之后，世界各国的财政刺激力度和对家庭补贴的力度会明显下降，这也会影响中国的外需。
第五，从竞争对手角度来看，之前遭受疫情重创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生产和出口在逐步恢复，如越南出口同比增速由10月的2.3%上升至11月的20.6%。
最后，中国出口企业正在面对原材料价格上涨和人民币升值的两面夹击。
目前已经有不少数据表明中国出口增速正在下滑。
第三个压力来自新冠疫情。
目前全球正在经历新一轮由奥密克戎变异株带来的疫情，新的病毒变异株传播力强，致死率低，对中国动态清零政策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首先，当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与病毒共存的策略时，中国的动态清零难度会不可避免上升。
其次，当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互相开放时，中国服务出口不能受益。
第三，餐饮、旅游、航空等行业从业人员的失业和准失业状态延续时间越长，储蓄消耗越大，消费能力就会越低，并形成对宏观经济的恶性循环。
过去几个月中国零售增速显著下降，和疫情频发不无关系。
第四，虽然动态清零不是简单的清零或零容忍，但对地方政府来讲几乎等于是清零，挤占了地方官员的大量时间和政府的宝贵财政资源。
最后，疫情阻隔了对外联系，存量的外资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面临设备维修和更新等众多难题，新增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也会因为商务考察不便而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