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英 父母全是大忙人
蒋英与钱学森相濡以沫62年，一直都知道自己丈夫是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两弹一星”的元勋，可她真正崇拜钱学森，却是在钱学森去世的两年后。
有一天，学生赵登营来家中拜访，埋头研究了钱学森著作两年的蒋英拉住他：“赵登营，我跟你说，老头儿的学问真大啊”。
国人皆知钱学森的学识渊博，但蒋英这个名字，很多人都感到陌生，最多来一句：“蒋英我知道，钱学森的夫人嘛。
”
在钱学森巨大的光环掩映下，蒋英的才华显得黯淡了许多，殊不知，她在音乐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果不是最后选择回归家庭，蒋英这个名字早就跻身世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的行列了。
蒋英出身名门，父亲蒋百里是兵学泰斗，有着“东方第一军事家”的美誉。
蒋百里连生了五朵金花，没有儿子并未使他沮丧，相反，他对5个女儿悉心培养，密切关注着孩子们的爱好和天分所在，并适时加以引导，蒋英对音乐的爱好也是受了父亲的深刻影响。
蒋英与父母
蒋钱两家是世交，蒋百里与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同窗三年，无话不谈。
钱均夫与妻子章兰娟没女儿，见到蒋家的5个女儿羡慕的不得了，尤其是三女儿蒋英，长得漂亮、天真活泼，便动了收养的心思。
于是，在1923年蒋英4岁那年，钱均夫摆了几桌酒席，把蒋英过继到钱家，改名为“钱学英”。
谁知，蒋英只呆了几个月就闹着要回家，因为比她大8岁的钱学森哥哥不会陪小妹妹玩耍。
钱学森会吹口风琴，却不愿教蒋英，连摸都不让她摸。
蒋英家里姊妹多，每天热热闹闹，这回到了钱家，唯一的大哥哥每天沉浸在自己的事情中，压根不搭理她，这使得蒋英很不高兴。
那边蒋百里听说三闺女成天哭，心疼坏了，决定把蒋英要回去，钱学森的妈妈章兰娟开出了一个条件：回去可以，但蒋英要做自己的干女儿。
左一钱学森
按照当时习俗，认干女儿相当于定亲，蒋百里夫妇对此没意见：“好啊，门当户对，我们赞成。
”章兰娟对这个约定很上心，每年蒋英生日她都会送上好吃的好玩的。
1935年8月，24岁的钱学森考取了留美公费生，远赴美国留学，蒋英也于第二年到德国柏林学习声乐，她与钱学森的距离十分遥远，后来由于二战，两人之间更是连信函都不通了。
1945年，钱学森与导师冯·卡门率领的美国空军顾问团到德国、法国、英国考察，偏偏此时蒋英身在瑞士，两人又无缘相见。
此时的蒋英，在歌唱事业上已经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
她在1943年的国际女高音比赛中拔得头筹，被媒体称为“中国最优秀的女高音歌唱家之一”。
1946年冬天，蒋英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经过半年筹划，于1947年5月31日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归国后首场个人演唱会。
演唱会盛况空前，舞台前后都摆满了花篮，几乎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台下也坐满了闻讯前来目睹这位才女加美女风采的乐迷。
蒋英悠扬的歌声和出色的演唱技巧，成功倾倒了现场的观众。
第二天，音乐会的新闻和照片刊登在上海、北京的各大报纸上，金庸也特意写了报道：“她的歌唱音量很大，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我国女高音中确是极为少有的。
”
金庸和蒋英父亲蒋百里有亲戚关系。
蒋百里的包办妻子查品珍是金庸的同族姑母，尽管蒋百里与这位妻子有名无实，但金庸对这位从没见过面的姑父钦佩至极，与没有血缘关系的表姐蒋英关系也十分要好。
因此，蒋英举办首场演唱会时，金庸以亲戚加小迷弟的身份，激动地听完了全场。
青年金庸
正是金庸的这篇报道，让远在美国的钱学森获知了蒋英音信。
尽管小时候钱学森对蒋英爱搭不理，但成年后，彼时还未成为岳父的蒋百里去美国探望他时，特意把蒋英的照片带给他，钱学森看到照片里魅力四射的蒋英，心灵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
7月初，钱学森专门向任职的麻省理工学院请假，12年以来首次回国探亲。
到家后不久，钱学森便去探望蒋伯母一家（蒋百里已去世），并同蒋英热烈地聊了很久。
36岁还处于单身状态的钱学森，是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好多上海富豪都想让他当女婿，蒋英热心肠地邀请了两位富家女与钱学森相亲，结果，钱学森一个都没看上，反倒相中她这个媒人了。
钱学森不会追女孩子，虽说老是往蒋英家里跑，却不懂得送礼物，花、小吃一概没有，即便如此，两个月以后，二人便举行了婚礼。
后来蒋英回忆，自己很敬仰钱学森，觉得有学问的人就是好人。
结婚一周后钱学森假期结束返回美国，蒋英原定是要举办独唱音乐会，之后去意大利一家大型歌剧院演出，为了和钱学森团聚，她只能放弃了先前的计划，此生也再没有参加独唱会的机会了。
为了爱情，蒋英付出了事业上的巨大代价。
到美国的第一天，新婚夫妇吃过早饭后，钱学森站起身来：“那我走啦，晚上再回来，你一个人慢慢地熟悉吧。
”然后把举目无亲的蒋英留在家中一整天。
晚上六点钟钱学森下班，带着蒋英去外面吃快餐，回到家中他泡了一杯茶，客气地对蒋英说：“回见、回见。
”转身便进了书房，晚上12点才出来。
新娘子蒋英并没有料到，自己的第一天婚姻生活竟是如此孤单，换成别人说不定要哭哭啼啼闹着回国了，可蒋英并没有什么抱怨，她从头开始学做家务，还夸自家老公做学问刻苦用功。
蒋英是活泼外向的性子，她的到来，令原本沉默的钱学森性格也变得富于幽默感，因为共同的音乐爱好，二人居住的小楼里常常传来悠扬的琴声和欢歌笑语。
1950年，钱学森一家准备离开美国之际，被扣留长达5年时间。
这5年是钱学森人生中最痛苦的5年，不能做自己喜欢的研究，人身自由被禁锢在方圆30里范围内，家里不时会有陌生人闯入，电话铃声常常在半夜响起......
这时，蒋英勇敢地挺身而出，张开双臂成为全家的保护伞。
她抱着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永真、拉着蹒跚学步的儿子永刚，和自己的丈夫一起同厄运做斗争，同不怀好意的记者周旋。
原本她就已经为了钱学森甘愿放弃前程似锦的歌唱事业，这回更是连保姆都不敢雇佣，照料孩子、买菜烧饭，都得亲自动手。
音乐方面是没办法研究了，为了不让自己的技能荒废，她只能边做家务边坚持声乐方面的练习。
因为特工人员的骚扰，钱学森没办法集中精力做研究，只能去洗手间读书写论文。
每当这时，蒋英就会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守护他。
在蒋英的帮助下，钱学森用3年时间写就30多万字的《工程控制论》，该书一经出版便震惊了世界。
不擅表达爱意的钱学森，内心始终感激妻子的付出。
1991年他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时，在致答谢辞中说：“我们结婚已经四十四年了。
这四十四年我们家庭生活是幸福的。
1950年到1955年美国政府对我进行迫害的这五年间，一直是蒋英管家，她是做出了巨大牺牲的，这一点我绝不能忘。
”
1955年，夫妻二人历经千辛万苦，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总算回到了祖国，蒋英以为可以松口气，将心思投入到自己热爱的歌唱事业时，钱学森却玩起了“失踪”。
钱学森回国后不久，便一头扎在了大西北，在人迹罕见的沙漠中研究解决重大的国防科技难题。
钱学森研究的都是绝密项目，因此他对蒋英也守口如瓶。
往往他一出去就是几个月，音讯全无，偶尔回家一趟，又黑又瘦的模样着实令人心疼。
偶尔蒋英会问他去了哪里，钱学森便笑笑说：“没关系，不用担心。
”从来不正面回答问题。
一次钱学森“失踪”时间有点过长，蒋英再也坐不住了，无数坏念头不断从脑海中闪现，她急匆匆地去找领导，有点孩子气地质问：“钱学森到哪儿去了？他还要不要这个家？”说完委屈地呜呜哭起来。
这起事件被戏称为“蒋英寻夫”，在高层领导人中间传为笑谈，大家都称赞钱学森的高素养和敬业，那真是一点口风都不透露啊。
蒋英寻夫后不久，看到了新华社发的一条电讯通稿：我国第一枚“东风一号”近程火箭在西北地区发射成功。
尽管蒋英并不精通物理学和航天知识，但她本能地意识到，这事和钱学森有关。
再联想到钱学森有时回家，身上穿着厚重的大皮袄和大靴子，蒋英推测出，丈夫必定是从西北回来的。
钱学森将全部心思都放在“两弹一星”的研究上，近30年的时间完全顾不上家庭，蒋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丈夫事业，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不给钱学森拖后腿。
在一双儿女的眼中。
父亲常常神龙见首不见尾，母亲忙着照顾好钱学森的生活起居，照顾好家庭，免除丈夫的后顾之忧。
当时钱均夫和蒋英母亲也跟着他们一起生活，所以蒋英担负着照顾三代人的生活。
除此之外，她并不打算做个全职主妇，她曾说过：“我有我的家庭，但是我还要我的舞台。
”
最开始，蒋英在中央实验歌剧院工作，任独唱演员兼声乐教员。
她的巡回演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有一次在重庆，应大家的要求，蒋英曾返场六次。
只可惜，还没等蒋英在大舞台上实现人生价值，她的歌唱生涯就被迫打断了。
组织上出于实际考虑，为了照顾钱学森的工作与生活，安排蒋英在在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歌剧系任教。
蒋英只能放弃自己最喜爱的舞台生涯，转为从事相当陌生的教学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要强的蒋英，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
在家里，她悉心照顾双方老人，督促两个孩子学习，同时还把家里的工作人员团结得特别好。
儿子钱永刚回忆，有一次炊事员问他：“永刚，你也是读书识字的，问你个问题，为什么你爸爸妈妈在吃饭的时候穿的衣服都很整齐？”
见钱永刚回答不出来，炊事员告诉他：“那是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表示尊重。
”有时候，父母教育子女，真没必要成天讲大道理，言传身教才最重要。
因为蒋英对钱学森的支持和理解，很多人都称赞她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幕后功臣”。
钱学森和蒋英，尽管性格一静一动差别很大，但他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喜好，特别表现在二人对待钱的态度上。
钱学森在美国执教期间就属于高收入群体，那时夫妻的积蓄也不多，主要都用在科研、照相、音乐等方面。
回国后，钱学森依然是高收入群体，每月435元的工资收入在当时已是顶级，蒋英每月也有190元的收入，可夫妻二人的生活却常常捉襟见肘，直到晚年，两人也没什么积蓄。
究其原因，在于夫妻对于钱财看得非常淡薄。
钱学森的收入除了工资外，另有大量稿费进账。
凡是他自己写的文章，稿费都被捐献了，如1959、1961年，钱学森分别获得3700、11568的稿费，全部捐献给中国科技大学；凡是与别人合写的文章，钱学森都把稿费送给合作者。
他常说：“我的工资比你高，你留着补贴家用吧。
”
殊不知，钱学森自己也过得紧巴巴，最喜欢吃的鱼只能等大量上市时才能买两尾解解馋。
蒋英很支持丈夫做法：“一个科研人员如果满脑子都是金钱、荣誉、地位这些东西，即使他很聪明，也成不了大器。
”
蒋英的做派不比钱学森逊色。
家里仅有一台从美国带回来的录音机，她把它送给学校用于教学工作；1983年，学生第一次去英国参加国际比赛，没有钱做演出服，蒋英立刻自掏腰包；有位学生法国歌怎么也唱不好，蒋英上外语学院找了个法语老师，并为学生付了课时费。
这个学生去了巴黎后还一直记着这事，每次回国都给蒋英带礼物。
有一家报纸用“她爱学生，帮助学生，给学生钱”描述蒋英，蒋英看了后很不满意。
她认为自己付出的是爱，与钱没多大关系。
1960年那会儿大家生活都非常困难，学生们常常饿得没力气唱歌，蒋英把从牙缝里省出的钱拿出来，带学生们去莫斯科餐厅吃涂上黄油的面包片，还有炸鸡。
因为吃了好吃的，学生们唱歌有了底气，高音自然而然迸发出来。
20世纪80年代后期蒋英退休，但登门求教的学生络绎不绝。
有次钱学森看见家中“盛况”，还开玩笑地问蒋英收了多少课时费，蒋英嗔怪地瞪他一眼：“免费。
”钱学森这才笑呵呵地离开。
多年来，钱学森和蒋英始终保持着朴素的生活状态，有人提议他们换房子换家具，两人却只想远离世俗名利，因此有个“三不”的约定：不写传记、不邀功、不接受记者采访。
蒋英曾说：“我不羡慕人家装修这装修那的。
教授的家就应该都是书。
”她和钱学森的家具陈设简单，但每个房间都有一面“书墙”，据说书柜就有近五十个。
晚年的蒋英和钱学森，终于可以享受退休生活，却已是疾病缠身。
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坚持每天手牵手散步。
没有什么海誓山盟，他们的爱是一种无言的陪伴。
2009年10月31日上午，98岁的钱学森在北京病逝，蒋英面容悲戚地接待探望人员，始终咬着牙不肯落泪。
最后，当大家劝她回家休息时，她站起身，“我想再看看老伴”。
到了病房，蒋英拉着钱学森的手，贴着他的脸轻声说：“学森、学森，你好好休息吧。
”在场的人无不动容落泪，蒋英站直身体，依旧忍住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