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稷次之 遂造成“朝政日非

自《三国》问世以后，朝野人众便都开始了对它的解读、阐释与研究，但至今仍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先前，“尊刘贬曹”者有之，“尊曹贬刘”者亦有之；抑或彼朝“尊刘贬曹”，此朝又反过来“尊曹贬刘”，玩尽了类同“朝秦暮楚”的把戏。

目前虽不再明言尊贬了，可潜意识里，或者研究相关问题的出发点、逻辑起点里，仍还是有的暗中尊崇着刘备，有的却又暗中尊崇着曹操的。

且不说孙权为什么就被撇在了“尊、贬”之外，即如诸葛亮，为什么又总被人们尊崇着，而张昭却为什么竟被三国主流文化一度忽视了。

有的更还貌似超脱地“品评三国”，随心所欲地“音像三国”，甚至怂恿民众沉迷“网络三国”，并取了个血腥的名字叫“三国杀”。

这一切，都不能不有待《三国》学界认真仔细研究。

首先，我们须得得认同一个基本事实，作为研究前提，即刘备、曹操，也还包括孙权，先都是“侯王”或“准侯王”，立国称帝后，又或是“君”(如刘备)，或是“帝”(如曹操即被曹丕称帝后追谥为“武帝”)，或是“大帝”(孙权)，总之都是“君”。

其次，我们须得重温先哲后贤的两句话。

一句是孟子讲的：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一句是修髯子说的：“欲知三国苍生苦，请听三国演义篇。

”苍生无疑就是“民”。

这就明显而尖锐地提出了三国时期，“君”与“民”的关系，当然也还包括他们与“社稷”的关系，以及三者孰轻孰重等正确审视三国历史和三国历史文化的重大原则问题。

因为毋庸置疑，历史既是“君”的历史、“社稷”的历史，也是“民”的历史。

这也就是说，如果三国时期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们，大家都一致真正做到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三国苍生”何以会遭受长达近百年的“苦”难呢?

当然，过往的历史不能再去设想，但却可以去评说。

于是，笔者也就想起了两位中外哲人的话。

一句是中哲老聃说的，一句是西哲恩格斯讲的。

老聃在《道德经》里面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这与“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之言基本同意。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讲：从崇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的原始氏族社会进入这种权力“被打破”的“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又“简直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淳朴道德高峰的堕落”。

笔者觉得他们深层次的哲学思辨，聚焦着一个普天之下古往今来的共同问题，即人类社会“乱”的产生与“道德堕落”的根本原委：老聃的话语是“失道”，恩格斯的话语是“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被打破”，亦即“民”的主要地位被消弱、甚至被颠覆。

在老聃的哲学体系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该就是“自然法则”，理应包括“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在内。

“道”一旦“失去”，亦即这“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一旦“被打破”，看似由“蛮荒”而“文明”了，可人类社会，却“乱”了，却“道德堕落”了。

窃以为人类社会自古迄今出现的许多问题，根源就在这里。

譬如就中国历史而言，传说中的“蚩尤伐黄帝”，闹得“冀州之野”，你“纵大风雨”，我施行干旱；“共工战颛顼”，导致“怒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

他们无疑都是为了“争为帝”，己开“走道”和打破“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之端。

继后夏、商、刷嬗替，夏朝开中国 姓世袭专制的先河．但到第十七代君王夏桀，便荒淫无道，民怨沸腾，遂被商汤“革命”取而代之；殷商延续到商纣下．复又荒淫无道，民怨沸腾，遂又被周武“革命”取而代之：前府一千二百三十多年，“文明”当然是在日益进步。

可社会的混“乱”与“道德的堕蓓”，也在与日俱增。

姬周仰承夏、商姓世袭专制，打的是“共和”的旗号但是，实行的却是分“封”诸侯“建”邦的“封建”政体．各诸侯不仪也是姓世袭专制．而且都想争为“霸丰”，征伐连绵不绝，叫做“春秋无义战”，用苏轼的话说，则是“封建者，争之端而乱之始也”，遂酿成战国之祸，以致民不聊生，却也给合纵连横之辈如读书人苏秦，凭借如簧口舌，谋取一己富贵荣华搭建了政治舞台，哪就真的“共和”了始终被赢秦叉一个世世袭专制的秦王朝所取代。

其间六百二十余年，“文明”更义与日俱增了，诸子百家蜂起，诗经楚骚叠兴，形成为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文化昌盛”的黄金时代，可战“乱”频仍，朝秦暮楚之辈，鸡鸣狗盗之徒，趋炎附势之人，史不尽书，世态炎凉如苏秦嫂嫂的前倨而后恭，令人感慨。

“道德噎落”依然在与日俱增，被称作“礼崩乐坏”。

可见“沥武革命”不仅并不管用，而且那“道德的噎落”反倒愈演愈烈。

这之后的秦争、汝武、三国、隋炀、唐宗、宋祖、蒙元、朱明、太清，全辛亥首义，算算又二千一百二十二度春秋，先是度量新统一了．行车驰道开通了，万里长城修筑了，继而汗天仪造就了．

祭伦纸技明了．水牛流码出现了，运河开凿了，丝绸之蹄贯通了，术草纲目篡成了．接着火午轮船也有了…总之足同趋“文明”了，然而，接踵而至的是焚书坑儒了，罢黜百家了，三国纷争了，炀帝艳史开篇了，权争频繁了，内讧外悔增多了…·总之是“道德”日趋堕落了。

三国正就处在这样一种自有其特色的中国历史进程之中。

历史发展到三国紧接其踵的刘汉王朝，“文明”当然是进步了。

譬如较之先秦乃至赢秦，“经济”也发达了，“文化”也繁荣了，“科技”也渐有了，“文学”也趋新了。

但又正如《三国演义》所写，刘汉的博大气象消退之后，到的东汉末年，“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灵帝即位……中涓自此愈横”，“十常侍”“朋比为奸”——也就是结成“朋党”狼狈为奸，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此后又有董卓“欺天废主”，“每夜入宫，奸淫宫女，夜宿龙床”，滥杀无辜“村民”，“掠妇女财务”，无恶不作。

于是各路英雄豪杰，群起讨伐董卓、“扫清王室”，渐次优胜劣汰，遂酿成魏蜀吴三国纷争之势，“君”权旁落，“社稷”蒙尘，“民”生多艰，已是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了。

非但如此，当时的各路英雄豪杰们，仍都还在一味争抢历来只在“天地”之下，而在“社稷”与万“民”之上的白以为“为重”

的“君”的应该只是唯一的那把已经腐朽的交椅，谁都实际上没有把“社稷”放在眼里，更没有把“民”放在眼里，甚至为了得到那只象征“君”权的“御玺”，闹得沸沸扬扬，打得鸡飞狗叫。

所以曹操感慨：“若天下无孤一人，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因而连他也被污蔑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乱臣贼子，于是大家又来“讨曹”了。

但“讨曹”绝不是为了平“社稷”，而是为了争为“君”。

因为当时曹操不称帝为“君”，只做汉相，至少是在策略层面上推重着“社稷”的重要地位，打着维护“社稷”的旗号东征西讨、北伐南征而出师有名的。

他维护

着“社稷”，你“讨曹”，你没有道理。

在曹操，这或许大致可以说是以“社稷为本，君次之，民为轻”的。

他占着以“社稷为本”的上风。

至于刘备，虽然他一向打着“刘皇叔”的旗号，但谁都知道他既不是刘汉“社稷”的“废君”，也不是刘汉“社稷”的“储君”，“社稷”并不在他手上，他想要“北定中原”，虮恢复汉室”，其实是想要称帝为“君”，他是很看重着“君”这个位子的。

在刘备，这无疑是自我虚拟着一块刘汉“社稷”的招牌扛在肩上而实质上则足以“君为重，社稷为幌子”的，“民”其实也并不在他真正“看重”之列。

他自知居于下风，所以他一要拉帮手——“联吴”，二要施仁亲“民”。

但有时候却未免会露出破绽，或者显出虚伪。

所以鲁迅讲，《三国》“欲状刘备之长厚而似伪”。

以“民为重”，充其量只是他欲求为“君”的一种手段而已。

他是以“君为重，社稷为幌，民为用”的。

再说孙权。

孙权作为刘汉“社稷”里的世袭侯王，数代据有江东，大不同于为挽刘汉“社稷”既倒之狂澜，而“顺势”把持朝政的曹操，更不同于打着维系刘姓“社稷”的旗号，实则是为了取而代之以为“君”，而“乘机”招兵买马，借州夺郡以为根据地，渐渐暴发起来的刘备。

他是名正言顺的“社稷”重臣，有自己的封地与“民”众，打不出什么旗号，也无需去打旗号，更没有去打旗号，只相当长一段时间作为刘汉“社稷”的重臣，与把持“社稷”的曹操和自命为“社稷”当然之“君”，却又暂还并不是“君”的刘备上下左右周旋。

他打过借他荆州赖着不还的刘备，也抗拒过挥军南下、危及江东的曹操。

他在夹缝中寻求着自保与自安。

为此，他当然善待着他治下的“民”众。

他一向只称“吴王”，直到曹操220年病逝，曹丕于220年、刘备于221年先后称帝为“君”后，这才最后迫不得已于229年临时在鄂州匆忙称帝为“君”的。

刘汉“社稷”已经彻底土崩瓦解了，他不称帝为“君”，又能是哪个“社稷”的“臣”或“王”?所以在孙权，该是以“社稷为尊，君为次，

民为用”的。

总之，在三国，谁都没有真正做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大致反是“君为重，社稷次之，民为轻”。

“民、社稷、君”三者共生共荣的合理规律被争为“君”的欲望完全颠倒了，其基本原则，被争为“君”的欲望无情践踏了，“大道”废了，“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即生“民”的权力，“被打破”了，天下能不“乱”么?“道德”能不“堕落”么?“苍生”能不“苦”么?

当然，人们无法遏制贪“君”之位者的欲望膨胀，而改变历史，让生“民”远离苦难，但有可能凭借他们的地位、良知与智谋，推迟、延缓甚至减轻生“民”的苦难。

在这方面有作为的臣僚，在《三国》中，当首推张昭，甚至可以说只有张昭。

《三国志·吴书》里好几个地方都记载着赤壁之战前夕，曹操已经挥军南下，东吴君臣内部主战、主和两派的激烈争议。

周瑜、鲁肃主战，而张昭主和。

对于这件事，陈寿采用的是一种“模糊史笔”。

《吴主传》中只是说当时曹操“形势甚盛”，“诸议者”，“多劝迎之”，没有特别提到张昭。

而在《张昭传》里，也只是笼统称他“曾以直言逆旨，中不进见”，到“权既称尊号”，张昭遂“以老病，上还官位及所统领”，回归里宅著书，但是，注《三国志》的裴松之却将史实挑明了。

他引《江表传》说： “权既即尊位，请会百官，归功周瑜。

昭举笏欲褒赞功德，未及言，权日： ‘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

’……(权)所以不相昭者，盖以昔驳周瑜、鲁肃等议为非也。

”更进而又紧接着评论道： “臣松之以为，张昭劝迎曹公，所存岂不远乎?……鼎峙之计，本非其志也。

曹公仗顺而起，功以义立，冀以清一诸华，拓平荆郢，大定之机，在于此会。

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弊哉!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

……昭为人谋，岂不忠且正乎?”陈寿在《张昭传》后的史评里尽管模糊说：“张昭受遗辅佐，功勋克举，忠謇方直，动不为己；而以严见惮，以高见外……以此明(孙)权之不及(孙)策也”，又似乎可以窥见陈寿对张昭主张劝迎曹操，应该说是抱赞许态度的。

特别是这句“以高见外”——因为高明之论而被排斥在外，更可看出陈寿对张昭的主张抱的是肯定态度。

张昭是很有眼光的东吴老臣。

他本来就不赞成什么“鼎峙之计”，也就是诸葛亮的“三分之计”。

因而他的“高明之论”，显然是指迎曹降曹，由曹操来“清一诸华，拓平荆郢”，结束分裂，一统天下。

那结果虽然不利于孙吴(也不利于刘蜀)，却“有大当于天下”——有大适当于整个天下，可以免却广大黎民百姓遭受长期分裂的争战之苦。

这便是张昭根本不同于诸葛亮的历来志向，与诸葛亮专门替刘备争天下做打算，不惜怂恿刘备东征西讨，祸害黎民百姓，大不相同。

张昭应该是真正站在黎民百姓立场上，站在整个天下立场上说话的。

他应该是接近于做到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

如果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来肯定张昭，当然也就不能同时肯定诸葛亮了。

我们还不妨设想，如果张昭的主张当时被孙权采纳，诸葛亮再怎么舌战群儒，东吴也不为所动，那么，赤壁之战或许是另外的打法，或许根本就不会有赤壁之战发生；再或者由谋事刘备的诸葛亮，谋事曹操的诸葛诞，谋事孙权的诸葛瑾三兄弟，不各为其主，而共谋一策，促成汉王朝丞相曹操，代表汉朝重新统一寰宇，也就不会出现“三分天下”的纷争局面，避免国家又生“战国之弊”，免除百姓遭受“兵连祸结”之苦了。

宋代苏东坡的弟弟苏子由写过一篇文章《三国论》，分析曹操、孙权、刘备(这顺序是苏子由按宋代人认为“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的观点排列出来的)都不能得天下，以至三国归晋的原因，是由于“天下皆怯而独勇，则勇者胜；皆暗而独智，则智者胜；勇而遇勇，则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则智者不足用也”，“曹公孙刘，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

这就是说，苏子由认为，汉末天下三分，是曹操、孙权、刘备三方彼此“逞智逞勇”造成的。

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就是当时最大一次“逞智”之举。

苏子由的父亲苏老泉也写过一首《题白帝庙》诗，感叹“白帝有灵应自笑，诸公皆败岂由兵?”又还写过一篇文章《史论》，分析三国失败落入司马氏之手的原因，认为其过失在于“鼎立称帝”——三分天下，都想当皇帝，争夺天下那唯一的一个金銮宝座。

苏氏父子的这些见识，无疑启发着我们研究《三国》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