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 翁同爵和翁同龢

1898年6月15日，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刚刚开始四天的时间，作为光绪帝师和变法支持者，更作为变法纲领《定国是诏》的操刀执笔者，翁同龢竟然被学生光绪皇帝以“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为由罢职了。

据《国朝事略》记载：

二十四年夏，今上严责中外诸臣实行新政，革翁同龢职，逐回原籍 。

对此，很多人误以为翁同龢是因为支持维新变法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才遭到罢免的。

实则不然，因为他本人从来都是坚定的顽固派，而且当时的光绪皇帝尚有实权，并非受到慈禧太后的压力。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噩耗，翁同龢顿时失声痛哭，完全不相信自己一手调教出来的学生竟会如此决绝。

因此，他在接到圣旨后并没有立即启程返乡，而是以“须磕头谢恩”为由入宫堵住了光绪帝求饶，希望得到转机。

可是，圣心已决的光绪皇帝显然没有转圜之意，看着白发苍苍的老师伏地叩头竟没有停留就擦身而过了。

这下，翁同龢终于死心，黯然离开了北京城，也从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那么问题来了，曾经被光绪皇帝无比信任的翁同龢，曾经被视为“亦师亦父”的翁师傅，为何会遭到如此的厌弃？光绪帝和翁同龢之间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信任危机？

1876年，也就是光绪二年，年仅六岁的小皇帝依例前往毓庆宫就学。

经过千挑万选，慈禧太后选定清流代表人物和先帝的师傅翁同龢继续担任帝师，全权负责光绪帝的读书学习，成为了众人敬仰的“翁师傅”。

按照常理，在崇尚儒家思想的封建社会能出任帝师是无比荣耀的，否则也不会有“人臣高贵，无如帝师”的说法。

不过，翁同龢的内心却是无比复杂的，一来的确受宠若惊，二来的确压力山大。

据《翁同龢传》记载:

闻命感涕，不觉失声。

作为先帝同治的老师，翁同龢曾经倾注了无数的心血和寄托，希望教授出能中兴大清的有为明君。

可是，同治帝除了窝囊和好色以外，似乎也没有留下什么名声，更在十九岁时就感染天花驾崩了。

翁同龢不清楚，此时尚在幼年的光绪帝会不会重蹈前任同治帝的覆辙。

因此，他上疏称自己学业不精，德行不配，无法胜任帝师。

不过，慈禧太后却认为这位状元出身的清流人物是最佳的人选，据《清史稿》记载:

凛遵前旨，毋许固辞。

就这样，翁同龢怀揣着忐忑和不安接手了帝师的工作，开始了风雨无阻的授课生涯。

同时，也就此开始了自己晚年的争议人生。

刚接触时，翁同龢并不了解光绪皇帝，而光绪皇帝也不了解翁同龢，只觉得这个白胡子老头儿好玩儿。

据《崇陵传信录》记载，光绪幼年虽然调皮，但却非常惧怕打雷声，每逢上课雷响之时都会躲入翁同龢的怀中玩弄他的胡须，甚至还会睡着。

随着光绪年龄的增长，翁同龢对他的教育也不断调整，并不止于四书五经，还增加了德行和历史教育。

甚至于，他很早就开始灌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治国道理。

在翁同龢的教学理念中，罚读、罚站等体罚方式并不可取，而应以正面的鼓励、赞美为主。

几年下来，他成为了光绪帝最信赖的人，大事小情都会向师傅倾诉。

据《崇陵传信录》记载:

常熟在书房二十五年，最为上所亲。

就在翁同龢与光绪帝师徒感情日盛之时，国家时局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国开始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到了光绪时期，清朝的国力更加衰微势弱。

作为最大的恶邻，沙俄始终对领土的索求无休无止。

他们扶持阿古柏在新疆生事，趁机占领了包括乌鲁木齐在内的疆南地区，拒绝承认清朝在此的领土主权。

面对清政府的数次交涉，沙俄竟然以“安定边境秩序”为由发兵南下，公然进犯新疆的伊犁地区。

甚至，还公开扬言:

清朝无力管辖伊犁，可暂由沙俄先行管理。

待清廷有能力之时，我国再行退还不迟。

面对沙俄的侵略和新疆的分裂，左宗棠奉命督办新疆事务并且决心武力收复失地。

在艰难筹措军费后，他推行“剿抚兼施”的策略，成功击败了阿古柏分裂势力，成功收复了乌鲁木齐以及疆南地区。

为了避免与沙俄直接交火，清廷派遣使节崇厚前往谈判，要求沙俄军队退出新疆。

结果，面对沙俄的威逼利诱和武力恐吓，崇厚虽然收回了伊犁地区的主权，但却将左宗棠等人拼死收复的新疆领土出让，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伊犁条约》，立即引起了朝野的震动。

当时，担任帝师并身兼工部尚书的翁同龢虽然痛心疾首，可还是向慈禧太后提出了“和局不可破，战备不可缓”的策略。

他认为，崇厚签订的条约坚决不能承认，但也需要做好暂时无法收回伊犁地区的准备。

同时建议，朝廷重新委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为驻俄公使，前往俄国重启和谈。

在曾纪泽的据理力争下，清政府不仅收回伊犁地区，而且还保住了新疆的大部分领土。

《伊犁条约》重新签订后，翁同龢在帝师及本兼各职之外，正式成为军机大臣并主管户部，开启了权倾朝野的政治生涯。

户部历来就是国家财富所在地，是所有人眼中的油水衙门。

而作为清流的领袖，翁同龢历来就讲究廉洁操守，从不会在这方面动歪脑筋。

在给侄子翁曾荣的信中，他这样表示:

像我这种官员只求廉洁，在户部干活可谓是最辛苦的。

国库不能空虚，而且每次进出银库的账目都必须清晰，需我在场监督查验清楚方能登记造册。

在翁同龢上任之初，正值中法战争刚刚结束之际，正值慈禧太后发动“甲申易枢”之际，国家对内对外都要用钱，而国库却所剩无几。

在此期间，他提出了“司农慎金谷，第一恤民饥”的主张，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赞许。

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进一步纵容了各国列强的侵略野心。

眼见如此，就连曾经的东倭日本也开始虎视眈眈，甚至屡屡出兵挑衅，意欲欺凌我国。

很明显，中日一战已经无可避免。

甲午战争前夕，翁同龢虽是儒生可却坚决主战。

然而，当时手握重兵的李鸿章却主和，其中的苦楚只有自己清楚。

原来，虽然北洋舰队成军已久，更是号称“亚洲第一”水师，但自从翁同龢掌管户部以来早就今非昔比了。

坊间传言，翁同龢限制李鸿章和他的北洋舰队，除了政治理念不同以外，最重要的却是二人的私怨。

这件事，也彻底改变了光绪皇帝对自己老师的印象，成为他最被后世诟病之处。

早年间，翁同龢的爷爷翁咸封虽没有考中进士，但却从此改变了翁家的门风，由尚武之家成为了尚文之家。

当传承到翁心存这一辈时，他终于考取了进士并且历任吏部侍郎、工部尚书和兵部尚书等职。

翁心存共有三个儿子，分别是翁同书。

这三个儿子都天资聪明，而且非常争气，先后高中进士入朝为官，成就了当时的一段佳话。

1861年，也就是咸丰十一年，翁同书在署理安徽巡抚期间恰逢太平天国运动蔓延。

为了招降割据在皖北的悍将苗沛霖，他下令将寿州团练孙家泰和蒙时中等与苗沛霖有仇之人斩杀，以求换取他率兵投靠朝廷，进而补充兵力以图共同对抗太平军东进。

此举，令督办整个江南军务的湘军首领曾国藩大为不满。

他在给河南巡抚严树森的信中就这样表示:

苗逆狂悖，罪不容诛。

翁中丞垂始则屡疏保其忠良，以贻养痛之患。

很显然，在招安苗沛霖这件事上翁同书并没有得到曾国藩的支持，颇有自作主张之嫌。

对于翁同书抛开的橄榄枝，苗沛霖却不为所动，依然还是投靠了太平天国并且亲自举兵攻打寿州。

这下，偷鸡不成蚀把米的翁同书懵圈了，只好弃城逃跑，几经波折才逃回了京城。

对于翁同书这种自作主张和临阵逃脱的行为，曾国藩气不打一出来，立即就上疏进行弹劾。

据《清史稿》记载:

臣职分所在，理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而瞻顾迁就。

对于曾国藩的弹劾，尽管朝野存在一些质疑声，但最终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批准，翁同书被判处斩监候。

当时，已经七十多岁的翁心存闻此噩耗，竟然在家中气绝身亡了。

事后，慈禧太后为了体恤老臣，转而改判了翁同书流放伊犁。

不过，养尊处优惯了的翁同书难以忍受军旅之苦，在几年后就以戴罪之身病死于西北地区。

翁家遭受如此的重创，翁同龢从此恨上了曾国藩，也恨上了李鸿章。

原来，这份弹劾疏虽然是曾国藩授意并署名的，但执笔者却是李鸿章。

在洋务运动早期，朝廷中枢有恭亲王奕訢推动，地方有曾国藩和李鸿章等大臣的鼎力支持，终于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不过，朝中的反对者们也不在少数，除了倭仁等人外，翁同龢也是坚定的反对者，而他的反对既有公心又有私怨。

作为清流的领袖，翁同龢仗着自己帝师的身份不断在慈禧太后和同治帝面前进谗言，不断抹黑洋务派和洋务运动。

不过，当时慈禧太后刚刚经历辛酉政变，对恭亲王非常的信任，对于洋务运动也颇为支持。

为了增强海军实力，奕訢和李鸿章等人都奏请慈禧太后下旨编练新式水军，终于得到了她的批准。

不过，由于清朝的国库已经空虚，根本无力大规模兴建新式海军，只能先由李鸿章筹办北洋海军以进行试点。

得益于慈禧太后的亲自过问，北洋海军的起点很高，发展也很快，成军几年工夫就拥有了各类型的先进军舰。

而作为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李鸿章也在朝中混得风生水起，自然引起了翁同龢的不满。

等翁同龢担任军机大臣并分管户部后，北洋海军立即就陷入了发展的停滞状态。

他多次以国库空虚和耗资广大为由拒绝拨款，处处掣肘李鸿章和北洋海军，人为制造矛盾。

与此同时，翁同龢却对慈禧太后兴建颐和园与万寿庆典非常的上心。

甚至于，他还将本就不多的北洋军费也挪作他用，使得北洋海军严重缺乏弹药，出现连续数年“未购一舰，未买一弹”的窘境。

在此背景下仓皇开战，中日甲午战争惨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回京后，战前主战的光绪帝和翁同龢纷纷闭嘴了，而战前主和的李鸿章却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又是问罪，又是罢官。

结果，真到了和日本进行停战谈判时，满朝上下竟然无一人可以担此重任，只得继续安排李鸿章远赴日本的马关。

其实，早在出行前李鸿章就知道这个差事必定会遭到后世的唾骂，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前往谈判并且签订了《马关条约》，甚至还差点儿命丧日本。

从日本归来后，李鸿章果然成为了众矢之的，遭到了举国上下的攻击，甚至还被骂为背弃祖宗的卖国贼。

其中，自然少不了翁同龢的“杰作”，他趁机落井下石，将李鸿章的过失无限放大。

李鸿章没有为自己辩解一句，毅然背起了这口大黑锅，闲居于北京的贤良寺中。

眼看仇家已经偃旗息鼓，翁同龢终于为父兄报仇，这才逐渐停止了攻讦之声。

恭亲王在病重期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前来府邸探视。

他在病榻上握着光绪的手交代临终遗言，提醒朝廷切不可重用像翁同龢这种自私狭隘和沽名钓誉之臣。

据《清史稿》记载:

若用此人，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大错！

恭亲王过世后，翁同龢在朝中的气焰更加嚣张，俨然成为朝中的第一宠臣和重臣。

在此背景下，康有为和梁启超等具有维新思想的举子才不断向他靠拢，希望他能支持维新变法。

起先，翁同龢看到维新派的许多主张都有加强中央集权的意味，因而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甚至于，他还被维新派赞誉为“维新第一导师”，以一副锐意改革的铮臣形象示人。

不过，随着对于维新思想的认识，翁同龢终于发现康、梁等人变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虚君共和”。

于是，他开始进行观望，甚至还进行暗中的阻挠。

这一切，都被光绪皇帝看在眼里，终于认清了教育自己多年的“翁师傅”，认清了这个沽名钓誉和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加之，恭亲王临终前的告诫和甲午战争的责任，都使得他下定决心要惩处翁同龢，在戊戌变法开始数日后就将他开缺回籍了。

1904年，也就是光绪三十年，75岁的翁同龢终于在江苏的老家病逝。

临终前，这位帝师还留下了一首绝命诗：

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

不将两行泪，轻与汝曹弹。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翁同龢依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反而还在为自己遭遇的不公而鸣不平。

或许，他真应该想想，自己为这个国家究竟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