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思想 荀子生活的战国末期

荀子顺应战国晚期大一统的历史发展潮流，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要求，受稷下学派之影响，批判诸子百家思想之所短，兼取儒、道、墨、法等诸家思想之所长，实现了思想领域的大融合。

战国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政治结构变革和思想文化多元的社会转型期，诸侯割据和长期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对社会发展形成了一种阻碍。

人民希望统一的愿望越发迫切，统一的政治、经济条件越发地成熟。

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为各学派之间的学术思想由百家争鸣趋向于互相吸收、互相融合，逐渐走向总结性的阶段。

一、“贵诈力而贱仁义”的战国时代

战国时期是古代社会结构最激烈的变革期，政治、经济和文化全面转型，生产工具和社会分工的进步带来社会生产力前所未有的发展新高度。

铁器，牛耕等生产工具的进步大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使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发生了变革，大规模开荒出现了大量的私田，封建制的土地关系和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出现。

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大变革，社会结构开始调整，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社会纷争不断，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争取更大的利益，不断地挑战传统社会的权威。

商鞅变法之后的土地买卖合法化，使土地私有在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占据主导地位，形成地主阶级、农民阶级，手工业者和商人并存的局面。

此时期，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产生巨大变化。

在社会结构上，自耕农、工商阶层和知识阶层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

而在社会制度方面，周王室日渐衰微，传统的宗法体系不断松动、削弱，“礼乐征伐自诸侯、大夫出”，军功制取代了宗法继承的传统，诸多诸侯国从制度上废除世卿世禄的传统，官吏不能再凭借宗族和权势而获得世袭的机会，这对于传统宗法体系的打击是致命的。

各诸侯国为了称雄称霸，不断地推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改革，以求富国强兵，客观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体制的更替，不可世袭的郡县制出现，并开始逐步占据政治架构主体地位。

郡县制强化了王权并代替分封制对以血缘关系为基本原则和纽带的宗法体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诸侯们对天下霸业的觊觎不再遮遮掩掩，诸侯征战，攻掠征讨频繁，周天子的权威荡然无存。

原有的贵族公卿士大夫共同体式的宗法社会开始衰落，人欲横流，新兴阶层要求重新整合社会秩序。

随着战国中后期，小规模的个体家庭大量涌现，宗法体系的组织形式也进一步遭到破坏，宗法制为核心内容的奴隶社会开始瓦解，诸侯国的相互兼并，实现了局部的统一，中国加速了进入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社会的步伐。

此时期，思想文化领域诸子学派纷纷兴起，著书立说，传道

授业，游说诸侯国接受其治国理念。

殷周时期的分封制形成了以血缘家族为纽带的、政治和伦理合一的、封建宗法基础之上的家国一体的政治模式，但随着生产工具进步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郡县制逐步取代分封制从经济上挑战传统的政治模式，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越发复杂化使得人们的政治意识逐渐成熟，封建的生产关系开始确立，建立在血缘家族之上的传统政治秩序开始瓦解。

战国时期，伴随着这种政治范式的根本性变革，郡县制确立下来，皇权衰落的同时，政权的贵族化和世袭化被遏制，血缘宗法体制下的伦理政治关系对政权的影响力大大减弱。

周天子的权威不在，诸侯争霸之下礼乐征伐不再自天子出而是诸侯甚至大夫出，进入到了礼崩乐坏的阶段。

虽然各诸侯争霸夺权的时候表面上还打着“尊王攘夷”的名号，看似周王室的权威对诸侯臣子和百姓具有震慑作用和精神价值的影响，实际上诸侯之间心照不宣地将自己相对有限的行政权利最大化地转化为拥有实际权威的国家政权，周天子被架空为不具有实际控制力的精神领袖，维持着国家的表面祥和。

为了实现霸主的地位，各诸侯国在不断战争的同时，不停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客观上促进了礼仪法度的制定和完善，削弱了皇亲贵族的势力，从任人唯亲向任人唯贤转型，人治向法治转向。

二、“疾浊世之政”的时代精神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政治结构变革会首先在思想文化领域反映出来，所以战国末期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向诸子合流的大一统文化格局转型是对社会结构转型的回应。

战国末期，封建的生产关系基本形成，也就意味着文化领域也开始由百家争鸣转向思想统一。

荀子思想就是在吸收各家之所长的基础上适应时代需求、并在传统的文化和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了。

社会转型期带来的社会动荡和巨变造就了文化学术最繁荣的局面。

先秦诸子学派的兴起繁荣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格局。

战国时期生产工具的进步和生产技术的提高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同时社会生产力和旧有生产关系的矛盾开始凸显，宗法体制之下的皇权贵族和新兴地主阶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越发激烈的矛盾斗争带来了社会动荡、变革和文化的转型。

人开始从原始的天神崇拜当中剥离出来，无神论思想进一步发展，唯

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思维能力的提高肯定了人的地位和能动性。

西周时期的礼乐文化逐步崩溃，礼崩乐坏之势带来了文化的急剧变革和转型。

知识文化不再是贵族公卿士大夫的象征，“礼不下庶人”的学术传统被打破，民间私学兴起的学术下移使知识文化在社会中广泛传播，不同的学术思潮论战带来了文化的百家争鸣。

诸子学派纷纷著书立说，传授弟子，传播学术，为政治理想奋争。

面临如何解决社会治理、国家危亡和文化危机等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展开了一系列的理论探讨，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模式、学术倾向和特色。

儒家更重视对历史和文化的传承与吸收，孔子讲“克己复礼”；道家则突破传统，讲求无为，力图使社会和人生摆脱一切外在束缚，逍遥自在；法家更关注现实的政治需求，提倡政治变革；墨家更注重现实政治社会转型，主张兼爱非攻尚贤节用。

面对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大一统的政治趋势，荀子兼融儒法，沟通王霸，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治国理念和一整套以“礼”为核心范畴的道德规范体系。

在人性论上，他提出了性伪之别和“化性起伪”等思想，强调了道德教化的必要性。

在义利观上，荀子主张义利两有、以义求利，在荣辱观上强调了“义荣”与“义辱”的区别，把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推向了新的高度，为新制度的建立提供理论前提。

正如韩德民所说：“稳定健康的社会秩序的维持，借助于两种规范性力量。

一是内在于主体的超越性价值理念，这是整个文化结构的核心，同时又能以个体信念与追求的方式发挥作用；二是基于群体结构的客观规律而建立的外在性制度、规范。

”人类内在的超自然的主体性使第一种文化能够发挥作用。

春秋战国之前，以尊尊、亲亲作为理国和理家的宗法血缘为价值理念的政治规范模式造就了家国同构的体制。

但这种家天下为基础的理念因为缺少外在的制约，随着春秋战国而

来的客观政治环境的变化而逐渐解体，逐渐丧失了对多数社会成员的道德价值和理想信念的引导功能，新的制度规范呼之欲出。

所以春秋战国之际，王者主动谋求变革之法，并因为有了适应外在环境变化而建立起的制度、规范的引导而强大。

实现内在道德和外在规范的相辅相成，促进文化的进步和繁荣。

身在社会转型期这种无序状态下的荀子就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和社会背景下，面对人欲横流、混乱无序的时代，将儒家重内圣的德性伦理原则和重外王的规范伦理原则结合在一起。

围绕社会秩序再重构，一方面，坚持“王道”政治理想所象征着的伦理精神，另一方面，面对礼崩乐坏的动乱现实，为适应大一统的需要而进行必要的变革，建立起具有规范伦理意蕴的伦理思想体系。

他重人事又重规范的伦理体系正是对当时社会文化和稳健社会秩序构建的回应。

三、荀子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天人关系问题是理解中国传统伦理需要把握的基本问题，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很多问题都是围绕天人关系展开的。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伦理思想史上解释德、法本原和依据的理论来源。

天道与人道相通，圣人效法天地之变制定出人类社会的规则。

在唯物主义“天论”的基础上，荀子建立了系统的认识方法和法后王的历史观，形成了其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战国时期，随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天人观念较之夏商周时期也取得了极大的进步。

荀子在继承传统天道观的基础上形成天人相分理论。

对天的认识从形而上的神秘之天转向形而下的自然之天。

荀子的天不再是万物的主宰，而客观的物质存在有其运行的自然规律，明确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观念，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荀子的“天人相分”实现了天人关系在更高层次上“天人合一”目标，没有“分”就无所谓天人关系，更无所谓“合”。

荀子全面地阐述了其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把儒家唯心主义的意志天改造为唯物主义的自然天。

他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天是没有意识的自然界，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和法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尊重规律有条理地适应它就吉利，违背规律破坏它就凶险。

因此社会的治乱与天没有关系，自然界的怪异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事中的怪异现象，人们要“明于天人之分”。

荀子强调人类不仅

能认识自然界，而且能改造自然界，使自然为人类服务，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口号。

荀子认为社会的命运、国家的治乱不在于天而在于是否遵循礼义。

荀子否定将天看做是赏罚分明、惩善扬恶的意志之天的传统观念，明确提出天是有自己的运行规律的自然之天。

冯友兰先生也指出：“荀况所说的‘天’就是自然界。

这个唯物主义的‘天’与孔丘和孟轲唯心主义的‘天’是对立的。

”荀子将天从原始宗教的神秘主义观念和封建迷信思想当中解放出来，看做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并有其运行的规律。

在他看来，天是自然之天，而非有意志的人格神，没有理性、没有意志，更没有善恶好恶之情，宇宙万物都是自身运动的结果。

荀子更强调天的自然属性，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并有它自身的运行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天为自然天，天命、天道则是自然之命、自然之道，是客观的自然规律。

天是没有意识的自然界，没有任何的神秘色彩，自然的生长万物。

所以人要“知天”，但“不求知天”，要知晓和尊重客观自然规律和人自身的生养规律，但不去索求天之所以然和天地鬼神灾变。

荀子的“天人相分”思想，对于弘扬人的主体精神，提高人在天人关系的地位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总结

荀子认为社会的安定和治乱不是上天造成的，而是人为的结果，荀子通过分析禹、桀所面临的天象、时令、地利等自然现象之所同，社会治乱结果却不同来解释社会的安定和治乱不是上天造成的，不是季节影响的，不是大地导致的，所以“治乱非天也”，是人为的结果。

明君则治、暴君则乱，社会治理中的“人妖”比天道更危险，人的作用尤其是君子的规范、引领作用对良好社会秩序的构建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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