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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佐军 三石租谷苦教徒

时间：22:36:04作者：admin分类：事物浏览：26评论：0

当白字先生的北大校长与乡领导，区别在哪？

洪巧俊

先讲个我家乡的一个笑话，说一位乡领导在大会上作报告，念“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念到“鳖”字时卡壳了，最后他说：“捉鱼”。

会后有人对这位领导提醒说，“书记，是捉鳖”，该领导反问：“鳖是不是鱼？”那人苦笑地说：“当然是鱼。

”领导哈哈大笑：“捉鱼就对了吗！”

还有一个笑话，我家乡余江县，是在全国率先消灭血吸虫的县，当年毛主席他老人家闻讯，夜不能寐，浮想联翩，写下了光辉的诗篇《送瘟神二首》，县领导作报告时却把“春风杨柳万千条”，读成了“春风杨柳六千条”，旁边的另一位领导告诉他是万千条，没想到这位县领导大声说“再加四千条”，全堂哄笑。

县领导咋读成六千条呢？原因是秘书在写报告时不小心掉了一点墨水在“万”上。

想起这两个笑话，是5月4日北大120周年大庆的场合，北大校长林建华两度念白字，把鸿鹄之志念成鸿浩（hao）志，把莘莘读成jin jin。

巧哥也是个白字先生，所以巧哥太太总是笑话我这个文盲是如何当上作家的。

我说，这不能怪我，因为教我的老师也只读了几年书，那时是复式教育，一个自然村的小学大多是一个老师教，老师是白字先生，学生岂能不白字先生？

童年的记忆是深刻的，就是知道念错了，纠正过来了，但有时乡音与童年念的“白字”也会从嘴里嘣出来。

这就害苦了我，出外演讲或讲课时常要在讲稿中用红笔注释。

巧哥说这些，不是为北大校长林建华开脱，而是我真实的流露。

但巧哥决不会把“鸿鹄之志”念错，当年巧哥高考名落孙山，在家种了8年田，当村里人讥笑我读书写作时，巧哥心里也会像陈胜那么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巧哥没进过大学读书，所以只要一提起大学校长，自然会肃然起敬，真的有高山仰止的感觉。

但绝对没有想到，名校校长竟有这么多白字先生，前几年，清华校长顾秉林不认“侉离分裂”，人大校长纪宝成错用“七月流火”…… 北大、清华、人大，可是中国顶级大学。

说句实话，“侉离分裂”中的“侉”字以前我也不认识。

但用时我会查《现代汉语词典》，或百度一下。

作为大学校长，在那样的场合是不该当白字先生的，林建华校长把鸿鹄之志念成鸿浩（hao）志，显然有损北大形象。

白字先生的典故是这样的，说有个训蒙先生好读白字。

他与东家谈好了的：他当塾师，每年租谷三石，伙食四千。

如果教一个白字，罚谷一石；教一句白字，罚钱二千。

他到书馆后，有一天与东家在街上闲走，见石刻“泰山石敢当”，便误认“秦川右取当”。

东家说：“全是白字，罚谷一石。

”回到书馆，教学生读《论语》，他把“曾子曰”读作“曹子曰”，“卿大夫”念为“鄉大夫”。

东家说：“又是两个白字，三石租谷全罚，只剩伙食钱四串。

”一天，他又将“季康子”读作“李麻子”，“王日叟”读作“王四嫂”。

东家说：“此是白字两句，全年伙食四千，一并扣除。

”先生无奈，作诗叹道： ，先被“秦川右”取乎。

一石输在“曹子曰”，一石送与“乡大夫”。

四千伙食不为少，可惜四季全扣了； 二千赠与“李麻子”，二千给与“王四嫂”。

(清·小石道人《嘻谈录》)

大学校长与乡领导是有区别的，乡领导是白字先生，念错了只是笑笑，此人水平不高，但大学校长，而且是这样顶级名校的校长也当白字先生，这就不是笑笑的问题。

学术是很严谨的，可校长的工作作风是很不严谨的，如此不严谨的大学校长难道不会误人子弟？

问题是出现这样的丑事，却不见“罚谷一石”。

延伸阅读

你说了书记的话，书记说啥

当地人称，书记生气的原因是因为胡佐军发言调子过高，讲话口气像书记。

应该说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作为领导手下的工作人员要始终保持低调，岂能风头劲过领导？胡佐军调子过高，口气如书记，当然要反思，但作为县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长期在县委领导的身边，尤其是在郑柏顺书记的身边，能不耳濡目染吗？

该县一位县领导说：“郑书记显然很生气，说胡的发言严重违反政治纪律，个人主义膨胀，还当场批评县政协主席和县委办主任，怎么不对发言材料把好关，并要求把发言材料收回。

”县委书记郑柏顺在胡佐军委员发言材料上作的批示是：“涉及的内容不应作个人发言，这些是县委已经安排部署的改革措施。

作为县委办工作人员必要(应为“需”，原文如此)要自重、自省，切莫犯政治原则性错误。

”这就上升到了一个高度，在书记眼里这不是一般的问题，在机关里最怕犯政治原则性错误，一旦犯了这个错误，仕途也就不会坦荡，甚至从此打上“句号”。

从中也可以看出，主管材料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胡佐军犯了大忌，你把县委郑书记要在全县招商大会作重要指示的内容先说了，郑书记还能重嚼“那块冷馍”？那就显得人家县委书记没水平。

尽管大家知道，书记的讲话都是出自于你胡佐军(或者秘书)之笔，但出自于你之口，还是书记之口，显然就不一样。

从报道中可以看出胡佐军是一个能写能说的干部，与会的政协委员大都认为他的发言有水平，普遍认为这是一份非常好的发言材料。

尽管胡佐军说，“以上发言，仅一家之言，请大家批评指正。

”但越是有水平、非常好的发言，就越不是一家之言，就如县委书记郑柏顺所问的“你代表的是哪一家”？因为与会人员总是习惯于比较，你这样好的发言，是不是有意叫书记难堪，而相形见绌？书记岂能不恼火？！

我深深地同情胡佐军，同情的不仅仅是因为他发一次言，而葬送了自己的美好前程，停了职，还要发配下乡。

深深同情的另一个方面，是我也曾在县委机关工作过十多年，工作性质也与胡佐军相似，有惺惺惜惺惺之心，虽然自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耳闻目睹不少。

一次开全县大会，县委领导在台上作报告，整个会场上的人都在认真地听，唯有县委办的秘书没有认真听，人家鼓掌他也不鼓掌，他却在专心看小说。

有人提醒他，他却说：“领导说的全是我的思想。

”是你的思想，还是领导的思想？这是个思想问题，一个有思想问题的人还能在县委机关呆吗？我们县是在全国率先消灭血吸虫的县，当年毛主席他老人家闻讯，夜不能寐，浮想联翩，写下了光辉的诗篇《送瘟神二首》，县领导作报告时却把“春风杨柳万千条”，读成了“春风杨柳六千条”，旁边的另一位领导告诉他是万千条，没想到这位县领导大声说“再加四千条”，全堂哄笑。

县领导咋读成六千条呢？原因是秘书在写报告时不小心掉了一点墨水在“万”上。

书记可以读错，但秘书是万万不能在“万”字掉一点墨水的，这是一个政治原则问题。

写报告的人只有默默无闻写的权利，但没有作报告的权利，这也是我们这里的一大特色。

刊登2010年04月22日《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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