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实名制 1069开头的短信

不知不觉间，电信实名制落地已近10年。

2013年7月，工信部发布《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规定》，明确要求电信业务经营者为用户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含无线上网卡）等入网手续，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如实登记用户提供的真实身份信息。

2015年９月１日起，被称为“史上最严”手机实名制开始实施。

按照新规，电信企业各类实体营销渠道在为用户办理入网手续时，必须使用二代身份证识别设备核验用户的居民身份证件，并通过系统自动录入用户身份信息。

此外，对2013年９月１日前入网的未实名老用户，电信企业应在其办理新业务、更换移动电话卡时，要求其进行补登记。

如今，办理各项电信业务必须实名制，成为绝大多数人生活当中的常态。

但也不排除少数人仍未完成实名制登记。

以至于到了2022年，中移动江苏分公司还专门下文，指出对于已经办理移动电话、固定电话入网手续，但尚未办理真实身份信息登记或者登记信息不完整的用户，经多次通知、规定时间内仍未补办登记手续，公司将依法停止通信服务。

除了电信实名制，网络实名制也于2015年开始实施，明确了注册用户需“后台实名”，迄今也已8年。

实名制的出台，是为了更好保障电信、网络用户安全。

世界上不少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实名制管理，从而最大限度做到“一人、一证（身份证）、一卡（通信卡）、一号（通信或网络账号）”。

一旦出现电信诈骗、网络诈骗、网络暴力等各类问题，方便个人、运营商或者监管部门责任追溯。

实名制让每个人的责任与账号捆绑，能够更好地消除安全隐患。

但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实施成效，都应置于社会发展的整体框架内，予以全面检视。

以十年为重要节点，我们应进行更充分的讨论。

比如，有网友感慨，为什么实名制运行这么多年，感觉电信诈骗、网络诈骗似乎越来越多了？还有网友指出，以前骗子打电话过来，连你的姓名都说错了，你就知道这是个骗子。

如今骗子一上来，就将你的姓名、工作单位等各种信息统统报上，让你真假难辨。

这不只是个人感觉，更有数据为证。

今年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指出，五年间，起诉非法买卖电话卡和银行卡、帮助提款转账等犯罪人数，从2018年137人增至2022年13万人。

就此，我们了解了一个新的法律名词“帮信罪”，根据治理网络危害行为的需要，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九）新增了帮信罪这一罪名，具体规定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

简单而言，“帮信”就是给网络诈骗团伙打下手的。

窥一斑而知全豹，“帮信罪”入案人数连年增加，正反映出网络诈骗处于高发态势。

诚然，技术能够为骗子提供更多行骗工具。

在电信及网络诈骗领域，使用境外服务器乃至利用AI等技术自动生成模拟号码，已经成为不少诈骗组织的通用手段。

然而，个人信息的泄露，则是攻破人们心理防线的利器。

试想，一个能顺口说出你姓名、工作单位乃至兴趣爱好等关键信息的人，以所谓多年未见的“熟人”，或者某某公共机关工作人员身份出现，有多少人能看穿“真实的谎言”？

实名制的另一大软肋，是大量个人信息被运营商掌握。

如果运营商缺乏完善的用户信息保障意识和水平，就可能导致用户信息大规模泄露。

比如，消费者经常会收到1065、1068、1069等代码发来的各类短信，除了有资费短信、政府公益性短信和各种商业的短信外，还有来历不明的诈骗短信等，消费者无法区分这些信息的来源，给消费者造成困扰，甚至直接给消费者带来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以“00”“1069”开头的诈骗电话或者短信，仍在给公众带来重大风险。

2022年，市民孙先生收到了一条“1069”开头的银行贷款短信，急需生意资金周转的他回复短信后，对方提供了一个网址，孙先生按照其提供的网址下载了某应用APP并注册了个人信息，结果对方告知其贷款被冻结，需一定保证金才能解冻，正当孙先生要将保证金打入对方指定账号时，接到公安机关的警示电话，才没有上当受骗。

对此，公安机关反诈中心表示，来自跨省或全国范围内短信类服务第三方平台，为其它企业提供短信平台服务。

有的诈骗分子盯上这些平台，对市民实施诈骗。

按照规定，提供1069服务的第三方平台，需具有SP（移动互联网服务、内容应用服务的直接提供者）许可证， 经过工信部审核，与三大运营商合作，由后者提供网关通信服务。

可是，这类短信服务却冒出如此之多的诈骗电话或短信，对方为何能轻易获取用户的手机号码？运营商对于第三方平台的日常监管何在？

不仅是第三方短信服务平台为虎作伥，电信运营商也有“内鬼”。

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检察院今年4月在官网发文指出，近日查处的一起案件中，13名通信营业厅工作人员因犯非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其中，怀远县某乡镇移动网点营业员刘某梅将客户手机号码发送到多个“拉新”微信群，供“黑灰产”人员注册网络虚拟账号实施违法犯罪。

还有人指出，在不实行手机卡实名制的时候，手机卡必须掌握了服务密码才能补办，犯罪分子仅靠假冒身份证是补不了的。

随着实名制运行，反而给某些犯罪分子以可钻漏洞。

据报道，我国每年丢失的二代身份证达数百万张，不少身份证在网络黑市被公开叫卖，如果运营商把关不严，电信诈骗者完全可以用这一方式大量办理手机卡。

纵观当下发生的种种怪象，不禁让人想问：如果实名制的运行，只是让公众履行了实名登记登记义务，对掌握海量用户信息的运营商，却缺乏完善的日常监管机制，必然会导致权力与责任的脱节，交由运营商的用户信息，成为灰色交易泛滥的温床，实名制的公信力何在？

因此，实名制必须从“重登记、轻管理”，转向用户信息保障机制的不断完善。

运营商在用户信息管理、脱敏、定期销毁非必要数据等方面的履责程度，也需做到信息公开，并接受有关部门的抽查。

对运营商履责不力，还须加大违法成本。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六条也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或者处理个人信息未履行本法规定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情节严重的，由省级以上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千万元以下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或者停业整顿、通报有关主管部门吊销相关业务许可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那么，对于电信运营商、网络运营商、手机运营商，是否也能根据其违法程度，顶格处理一批典型案例？让法律长出利齿，才会让运营商对实名制背后的平台责任有所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