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炳然 于炳然，原名于斌，1903年生
于炳然，原名于斌，1903年生于黑龙江省望奎县。“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旅英华侨和留学生的各种反蒋抗日集会。1932年5月，加入英国共产**中国语言组，后当选为该组书记。1949年4月，南京解放，任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同年11月，任西南****委员会公安部情报处处长。1952年春，根据周恩来指示赴北京到外交部工作时，不幸溘然逝世于重庆，年仅49岁，**组织授予他“中国共产**的优秀**员，**对敌斗争隐蔽战线上杰出的战士”的光荣称号。
张学良视为大才
1924年9月，于炳然考入国立北平法**大学。“五卅惨案”发生后，于炳然参加组织了北平各大学的示威游行。1928年冬，因日本在东三省强行修铁路，北平各大学东北籍学生联合组织“东北旅平学生路权保持后援会”，于炳然任总指挥、请愿总代表。1931年4月，于炳然入伦敦大学**治经济学院学习，研究国际问题。 1933年5月，张学良出访欧洲到达罗马时，于炳然给他写了封信，提出三个问题：东北之失原因何在？你是否准备收复东北？将采取何种方法与步骤收复？一星期后，张学良亲笔回复称：日本迫不及待地侵占东北，是因为当时东北建设的飞速发展，深为日本人嫉恨；“没有比张氏父子更早就与日本人合作的了。日本人所以杀死我父亲、夺取我的防地，正是因为我们不再与之合作。国仇家仇，誓死必报。”即决心收复东北；“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时，只要我们站在日本对立一方，就一定会打垮日本……”最后还表示：“不久将去伦敦，愿当面详谈。”
张学良到达伦敦，于炳然向其上了一封万言书，阐述中国共产**的抗日救国方略，驳斥“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说法。两天后，张学良约于炳然共进晚餐，并在分手时说：“明天我去北欧参观丹麦、挪威与瑞典，返回伦敦，再约你详谈。”
张学良北欧归来，与于炳然长谈了四个小时。张学良提出：“我很想了解一下社会主义的情况，如果你愿意，就做个准备，同我去莫斯科。”
十天后，张学良再次约见于炳然，说：“这次出国，最想看的是四个国家——德、意与苏、土。可苏联记‘中东路事件’（指1929年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府为收回苏联在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而发生的中苏**事冲突。冲突以中方失败告终，东北当局损兵折将，实力大为削弱）的仇，不同意我前去。苏联看不成，土耳其便不想看了……据我了解，你确是个大才。但你的思想是左倾的，不过我并不怕你。你若愿意在伦敦读书，我资助你学费。可我希望你去苏联读书，去后与苏联朝野人士好好联络。将来我们抗日，如能得到苏联的支援，那要比你带十万大**作战的功劳还大。”
10月，张学良又一次和于炳然会面。 1934年，于炳然等一行6人去莫斯科参加“五一”节观礼，并参观克里姆林宫和各大城市，按**组织的指示，在回伦敦途中，向德国、法国、荷兰中国语言组传达**的新决定，回伦敦后，组织“旅欧东北学生抗日救国总会”，并以总会的名义发表由他起草、经共产国际同意的三篇宣言：《反对通车通邮告全国同胞书》《告东北同乡书》和《告海外侨胞书》。宣言在欧美华侨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8月，张学良来信告诉于炳然，去苏联留学的事已办成，与信同时到达的，还有资助其去苏联留学的汇款。10月，于炳然经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批准，去了莫斯科。但由于工作需要，于炳然的学习愿望未能实现。在苏联的两年中，他一是从事**的工作，二是在苏联外文出版社办的《巴黎救国时报》任编辑，宣传**的统一战线方针。
蒋介石亲授使命
1937年3月，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一则消息，称因西安事变被囚禁的张学良已经恢复自由，并将接受重要任务。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当即交给于炳然一项新任务：回国帮助张学良巩固东北**。4月，于炳然到达上海后，才知道消息为误传，只好赴北平参加“东北救亡总会”成立大会，这是中国共产**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抗日救亡团体。于炳然被选为常委，担任宣传部主任。
7月18日，于炳然突然接到朋友王芃生从南京打来的电话：“最高当局请你来南京，想与你谈关于德王的事。”
德王即内蒙古徳穆楚克栋鲁普亲王，抗日战争时期与日本侵略**合作，在察哈尔、绥远两省境内建立了傀儡**权“蒙疆联合自治**府”，领有巴彦塔拉、察哈尔、锡林格勒、乌兰察布、伊克昭等五个盟与晋北（大同）察南（张家口）两**厅，“首都”设于呼和浩特。
原来，于炳然曾与王芃生谈过内蒙问题，王芃生又与戴笠说过，戴笠遂向蒋介石推荐于炳然前去内蒙策反德王，而蒋介石对策反德王非常重视。
于炳然来到国民**府**委会会客室后，蒋介石与他先是一番问答：“你是黑龙江人？”“是的。”“你到英国是怎样去的？”“是黑龙江省招考的公费留欧学生。”“你到俄国是张学良送去的？”“张将**去欧洲考察，到伦敦时，我们见了几次面。他建议我去苏联学习，又帮我办了手续。”“听说你对内蒙古问题颇有见地，想请你去华北接洽德王反正，你有什么意见？”蒋介石切入了正题。“学生人微言轻，恐不足当此大任。最好是另派大员，我可以同去帮助。”于炳然谦虚地说。“你是不是人微言轻，看**府对你是不是信任。如对你信任，人不微，言亦不轻。必要时可以派人——但那是派人帮助你，而不是要你帮助别人。一切详细情形，去与戴雨农（戴笠）商量。”蒋介石最终亮出了底牌。
于炳然到达河北房山时，因中日**队正在激战，无法前行，滞留了20多天。而后，只好辗转至青岛，搭英轮往天津，见到了德王驻北平办事处处长赵福海，讲述了国民**府希望德王反正的意图。赵福海建议由其负责转达，如有必要，再让于炳然去见德王。赵福海虽然已向德王晓以大义，分析抗战前途，并劝其反正，可德王认为：此时反正，只能徒遭损失。事情因而搁浅。
1939年末，德王终于同蒋介石挂上了钩。德王表示愿意逃往重庆，蒋介石却勉励他留在内蒙古同日本人维持表面上的合作。
武汉撤退前夕，于炳然按照**的决定，正式就任东北抗日联**总指挥部**治部主任。1939年8月，经中共南方局委派，于炳然打入到“国民**战地****委员会”任设计委员、少将参议、敌情研究组组长。从此，他以这一职务为掩护，长期从事**对国民**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和**的地下工作。国民**“**统”、“中统”、“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各种情报，在他手边都有一份。他把这些情报，及时地让人复写，送交给八路**驻重庆办事处。
1940年7月，鉴于于炳然的身份可能暴露，周公决定让他撤回延安。为掩人耳目，于炳然向国民**战地****委员会提出前往东北挺进**视察，寻机转道延安。
狡猾的戴笠一再追问：“于炳然去东北挺进**干什么？带什么人去？”为防不测，于炳然去八路**办事处找周恩来。
“你对此有什么考虑？” 周恩来听完汇报后问。“我可否去见戴笠，表示向他辞行，看他怎样？我觉得，悄悄地去反而更会增加他的怀疑，而事实上他已经知道，也不可能悄悄地去了。”于炳然说。“可以，至少可以看看他的态度。”周恩来当即同意。
于炳然见到戴笠后，开门见山地说：“最近我要去马占山将**那里，雨农兄有什么事没有？我可以代办。”“没什么事，我那里有人。你尽管走，路上若有什么麻烦，你给我来电报。”见于炳然如此坦诚，戴笠反而放弃了戒备。
于炳然再次找到周恩来，与大家一起研究如何安全撤退。周恩来说：“从戴笠的性情来说，他可能把人情送到底。但也要防备他这是放烟幕弹。估计由重庆到西安不成问题，最怕的是西安以北。你到西安后，要去办事处见林伯渠，商量好安全办法再北去。”
卫立煌因之避战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已进入决战阶段。于炳然因与国民**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私交甚密，被派往沈阳做卫立煌的起义工作。
于炳然先给卫立煌写了一封密信：“俊如兄如面：分别数载，甚为思念。弟已到沈，盼能于今晚八时在‘大鸿运’一见。弟炳然。”
晚上，卫立煌换便装来到“大鸿运”。酒过三巡，于炳然开始将话切入正题：“听说蒋介石准备调杜聿明来当你的副司令，俊如兄以为如何？”
卫立煌毫不隐讳地说：“凭良心讲，杜聿明还是能打仗的。但按照拿破仑的说法，两个优秀的司令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愚蠢的司令。他这一来，也许要坏事。”于炳然又问：“俊如兄认为目前东北局势如何？”卫立煌说出了内心的愤懑：“当局指挥无能，共**攻击甚猛，东北局势胜负难卜啊！”于炳然画龙点睛：“以弟看目前之局势，东北40万国**，根本逃不出共**的圈子，俊如兄何不早作安排！”卫立煌吃惊地问：“你是什么意思？”于炳然没有正面回答，反问道：“济南吴化文的事，想俊如兄知道了吧？”“炳然兄莫不是来当说客的？”吴化文是国民**第九十六****长，就在一个月前的济南战役中，在解放**强大的**治攻势和**事压力下，率所部两万余人宣布起义。“我这全是为俊如兄和几十万国**弟兄着想。大势难违，何必跟着老蒋当殉葬品！”于炳然毫不避讳。两人一直谈到深夜。
卫立煌内心受到强烈震撼。于是，卫立煌借口“共**目前的战法是围城打援，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上其圈套，只有蓄聚力量，固守沈阳，以待时局的变化”，除要求蒋介石派援**外，故意“消极避战”。蒋介石见战事吃紧，卫立煌又按兵不动，又急令卫立煌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阻止解放**入关，必要时可放弃吉林、长春，甚至将东北全部兵力退守华北。但卫立煌再次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即使蒋介石派杜聿明前去敦促，卫立煌也不予理睬。
于炳然为辽沈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廖春梅 黑土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