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渭一号大墓 仅北2侧室结构清楚

近日，被誉为中国考古界奥斯卡榜单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0年度）新鲜出炉。

其中，“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榜上有名。

“它这次入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相当先进和科学的发掘方法。

我们采取了聚落考古发掘遗址的办法即全揭顶，让我们第一次充分地展现了吐蕃时期青海地区墓葬形制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

最后，由于印章的出土，也为我们解读唐与吐蕃、吐谷浑的关系提供了非常有利的证据，我们有可能为这一千年悬案找到答案。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著名吐蕃考古专家霍巍如是点评。

2018血渭一号墓墓圹全景。

图片来源：热水联合考古队

热水墓群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墓群跨察汉乌苏河南北两岸。

1982年，青海省考古研究所的许新国到青海省热水乡的鲁丝沟调查岩画时，从寄宿的藏民达洛口中得知，河北岸有一座被当地牧民称为“九层妖塔”的大山包，出于职业的敏感，许新国和同事涉水渡河，确认了达洛口中的九层妖塔是一座封土大墓。

研究人员随即展开考古发掘工作，历时4年，热水血渭一号墓和周边的50座小墓被揭开神秘面纱，震惊世人。

热水墓群揭开了丝绸之路河南道被尘封的一段历史。

1996年，热水墓群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8年“3.15热水墓群被盗案”破获，缴获被盗文物646件（套），震惊全国。

我由于长期从事隋唐洛阳城考古工作，也关注到了这件事。

据说在青海湖的湖心岛上有座唐代的城址，我从事城址考古，本对青藏高原的蓝天白云、草原牛羊以及青海湖的湖波荡漾心向往之，于私于公，都值得一去探个究竟。

在城市考古，并没有那种风宿露餐的体验。

隋唐洛阳城作为国家遗址公园建设的重点遗址，我参与或主持了著名的定鼎门、明堂天堂、应天门等遗址的发掘工作。

2018年6月的一天，我陪著名建筑史家钟晓青老师考察隋唐洛阳城应天门遗址，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朱岩石的电话，所里想派我去青海参加热水墓群考古发掘。

虽长期从事城址考古，但很难碰到同时期的墓葬发掘，有前辈也曾提醒过我，做城址一定要关注同时期的墓葬研究，最终怀着忐忑的心情我接受了这个任务。

在各方的支持下，工作顺利展开，以被盗墓葬为切入点，编号2018血渭一号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家组成联合考古队，按照大遗址考古的理念和思路进行分区和布方。

2018年8月中旬入场，9月初正式发掘，发掘工作具体由青海省考古研究所负责，领队肖永明和我是大学同学，沟通和协调都很顺畅。

图片来源：热水联合考古队

2019年工作调整，由我负责联合考古队的工作。

针对暴露的遗迹情况，调整思路，按照国家文物局标准化工地管理规定，制定和落实各类规章制度，组建稳定的考古队伍，明确具体分工。

为了深入了解热水墓群的发掘与研究现状，2018年工地结束后，我开始研读相关的资料，先梳理了热水墓群的考古发掘历程，知道当时的发掘几乎都是抢救性发掘，所以缺乏系统性，墓地布局和墓葬数量等问题凸显,如墓葬编号就非常混乱，其中热水血渭一号墓的名称，公开发表的就有近三十个之多，好多人就奇怪：热水墓群有多少个血渭一号墓？最致命的是公布的考古资料的有限。

2014年以前发掘的墓葬数量近百座，仅出版了《都兰吐蕃墓》一本报告，而且仅是对发掘的4座墓葬的报告。

但有限的资料并不影响热水墓群的研究热度，特别是关于“血渭一号大墓”，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其中关于墓主身份和族属是该墓葬研究中分歧最大、讨论最热烈的议题，这和20世纪考古学“文化——历史考古学”的主流分析模式有关，就是“希望赋予特定器物或纪念物某种身份，一直是考古学探究的核心，而这种身份经常是用族群或者创造它们的‘人群’来表示”。

面对着考古勘探出来的墓园茔墙、建筑等遗迹，多年来城址工作形成的习惯就是先搞清布局，所以2019年工作从扩方开始，让探方将茔墙和建筑遗迹全部覆盖，从北向南发掘，建筑遗迹的一号门清理出来了，有门了，起初的那种忐忑感没有了。

紧接着北茔墙上的二号门也清理出来了，在门址附近还清理出了墨书的古藏文木简，虽然文字无法辨认，但很鼓舞士气。

各级政府领导都很关注考古工作，都兰县的马永安县长带着两只羊到工地慰问，著名考古学家霍巍到工地，看到我们成绩斐然，当时也很兴奋，他在现场就说这才是真正的血渭一号，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所发现高规格陵墓当中，保存结构最完整、体系最清晰的一座墓葬，它包括封土、陵垣、陵前祭祀建筑，是非常难得的，建议今后应当加以保护。

8月13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等一行领导专家到工地视察，对考古工作很满意，也提出了发掘与保护展示相结合的大遗址理念，宋新潮提出一定要保护墓园的完整性，我们随后修改了发掘方案，墓道发掘分为东、西两段进行，发掘的难度增加了很多，需要大型机械来辅助。

2019年11月工作结束时，山谷里的风让高原的冷更透彻。

当年发掘的出土文物，除过墓道出土的人形彩绘木牌和殉马坑里的颈带外，其他的遗物都是从盗洞土里筛出的。

三十多个盗洞都潜藏着各种危险，盗洞里的文物工作手册、手套、头套、背包、酒瓶子、茶杯、锨、锄头等，都诉说着古墓所经受的劫难，看着让人痛心。

图片来源：热水联合考古队

2020年的工作是从考古大棚的建设开始的。

考古大棚是国家文物局标准化考古工地的重要指标，其目的是为更好地保护遗址本体。

虽经过勘探，但仍然意外不断，发现墓葬填土的殉牲坑、防盗碎石层、施工通道，这些以前没有勘探到的遗迹。

大棚中安装了吊车，跨度49米，起重重量5吨，可谓是考古发掘的创举，大大提高了效率。

墓道西段的清理是在殉牲坑清理完之后清理的，台阶状墓道上撒满了各种遗物，墓道与墓圹间有很高的照墙分隔，墓道内相对封闭。

台阶上的各种遗物并没有提起大家的兴趣，最多的绿松石和黑白石片，每天用全站仪打点。

金像出土的那天，是临近下午下班时，考古队的队员赵孟林和郭迎光需要给台阶上的遗物打点测量时，用手铲刮出倒扣的金像，刚出土时还没认出是啥，经过简单拼对，发现是金像，大家都兴奋起来。

金像的出土开启了黄金之丘的大门。

随后的日子，在墓室清理中，金器的出土一直刺激着考古队每一位队员的神经，白天田野清理，晚上室内清理，登记、测量、称重，一系列的工序让劳累一天的身体，一直处在亢奋状态。

金容器及装饰品 作者供图

对我来说，这些金器固然重要，但我心里在清楚，对于墓葬，出土表明墓主人身份文字更重要。

在清理甬道时，我希望在墓门后面有一合墓志出土，那将是最大快人心的事。

在揭棚木前，已经确定是五个墓室，经过查阅文献，在《贤者喜宴》中有“在陵内建五神殿”，我就决定用“五神殿”来称呼墓室。

墓室清理前，考古队召开了一次工作会，是在发掘的关键节点给大伙提提神，这就好比足球场上的临门一脚，很关键。

会议讨论了发掘方案，在现有人员的配备情况下，是先发掘主室，还是先发掘侧室进行讨论，最终综合大伙意见后，决定先发掘北边的两侧室。

侧室发掘虽有惊喜，但因遭受盗掘严重，发现木床架，大量的织物、皮革放置在木床架上。

进入主室发掘时，我心里有一种莫名的紧张。

当清理到墓室底部，看不到棺的形状，仅从周边残存的棺板还能看出棺的范围。

10月30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会在北京召开，2018血渭一号墓第二次入选，我以“木石五神殿，壁画彩棺全”为题进行了汇报，引起各家媒体的共同关注。

主墓室里的铠甲片清理出来，这些铜质、铁质、漆质甲片虽已移位，但它说明了墓主人的军事身份，也和“其铠胃精良，衣之周身，窍两目，劲弓利刃不能甚伤”的记载相吻合，对研究该地区的手工业生产工艺、生产技术、组织形态等提供重要资料。

一天，我正在办公室，接到电话：“韩队，出印章了，你赶紧上来。

”考古人员在套箱东侧的彩绘棺板时，在棺板下发现印章。

我看了看印章出土位置，询问了测量、照相的情况之后，这才去细看，这是一枚鼻形钮的方形印章。

银印章（外甥阿柴王之印） 作者供图

我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捧起印章，反过来看印面，由于锈蚀严重，几乎看不到什么。

我掏出随身带的手电筒，用侧光看，发现几道不太明显的凹痕，好像是篆字，但还不敢确定。

尽管文字不能识读，印章就表明墓主人的身份，无论如何，是值得高兴的事情，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可以解决墓主的族属，将是学术界一件重大的发现。

晚上工作人员就对印章进行清理，当拂去泥土，在灯光下再仔细观察，发现主纹饰是一头骆驼，在现场看到的凹痕，是骆驼的双腿。

骆驼纹外有界格，界格外有藏文，对于藏文无法释读。

但首要的工作是把印章的印面清晰地呈显出来。

第二天先做了拓片，不清楚。

在现场负责套箱提取的刘勇博士建议拿回北京，做探伤（就是X射线）。

于是我马上给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国龙所长汇报，在得到允准后并出具公函，印章顺利带回北京。

探伤结果很不理想，刘勇经过多方联系，得知可通过工业CT扫描，可以在无损的情况下获得图像，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有自主研发的三维CT和平板CT，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实验，最终获得了一张清晰的印面图片，骆驼外的藏文也很清晰。

拿到图片的当天下午，我就把图片发给了张建林，这位著名的西藏考古专家15分钟后就发微信告知了藏文释读的结果（由西藏文物考古研究所夏格旺堆副所长释读）——“外甥阿柴王哈亚克加”，应是一吐谷浑王印。

张老师说是重大发现，是墓葬里出土的最为重要的遗物。

听到这个结果时，我赶紧把消息发到考古队的微信群里，我要让辛苦了三年的伙伴们也分享此刻的快乐。

这是大伙奢望了好久的快乐和结果，天遂人愿。

吐谷浑王，与墓葬的规格也匹配，我们发掘了吐谷浑王墓！

回到考古队驻地，大伙仍处在兴奋状态。

当冷静下来时，我多少还有一些担心，孤证不立，这个结果靠谱吗？还是要多找几位专家来释读，我辗转找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年近八旬的陈庆英先生（曾任该所历史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获得者），并把图片发给他，半个小时后，陈先生微信回复“有个别地方有残缺，不过可以认为藏文就是这样子的，意思是外甥阿夏（退浑）王之印”。

那就是吐谷浑王了，我的心里终于踏实了。

可以确信，我们三年来发掘的墓葬就是吐谷浑王墓，明确的族属信息，这是热水墓群40年考古的第一次。

40年来，热水墓群的族属，是困扰学术界的大问题，吐蕃、吐谷浑和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等等，莫衷一是。

根据树木年轮的测年，2018血渭一号墓的年代是744±35，明显是吐蕃统治时期，印章和敦煌吐蕃古藏文卷子上的印戳风格完全一致，由动物图像和藏文组成。

外甥的身份，说明了吐蕃与灭国后留在本土的吐谷浑的政治联姻。

在墓葬发掘时，墓葬形制的多个方面都和新旧唐书中吐蕃赞普的葬制是吻合的，显然这是吐蕃化的表现，但在葬俗方面还是保留着吐谷浑的特色。

在民族融合地区，墓葬的葬制与葬俗，如何理解其与墓主人的国家认同和族属认同，是考古学给我们提出的新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考古挖掘负责人

来源：科普时报

作者：韩建华

编辑：吴桐

审核：王飞

终审：陈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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