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衣社 张云伏力争说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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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中国在上个世纪蒙受了如此多的耻辱,而为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制度所进行的一次次努力又一再半途而废,这使某些中国知识分子高声设问,怀疑中国人的智力是否不如其他民族。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危急的关头,许多中国人认识到,为了从亡国灭种的惨祸中拯救国家和民族,采取非常措施是必要的。
对于蓝衣社而言,法西斯主义似乎是一种能够保存中国的方法。
1、选择法西斯主义的背景
自一个德国军事顾问团于1928年末在南京建立后,中国军官就充分地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从1928年11月至1929年5月领导顾问团的马克斯·鲍尔上校就与希特勒和德国纳粹运动保持着紧密联系,在顾问团中,他的许多部属被挑选出来,至少是因为他们具有和他一样的政治倾向。
鲍尔死于1929年5月,但是他的继任者赫尔曼·克瑞伯中校是一个特别狂热的纳粹分子,克瑞伯在著名的1923年慕尼黑啤酒馆暴动期间就与希特勒并肩游行。
在继之而来的关押期间,他和希特勒一直被关押在一起。
关于鲍尔·克瑞伯和军事顾问团中其他纳粹分子是如何宣传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可靠的材料并不多,因为到1929年,他们实际上支配军事学院的教育,所以有机会向军人精英集团灌输自己的政治观点。
1928年后,相当多的中国军官出国留学(仅1930年就派出176人出国);其中的大部分去了德国,其他的人则前往意大利学习。
希特勒的崛起和权力的上升给了中国的法西斯运动以进一步的动力。
因此,毫不奇怪,许多中国人在1933年后认为世界将很快处于法西斯主义统治之下,介绍法西斯主义著作的译本现在赢得了一种新奇的魅力。
法西斯主义现象也引起了蒋介石的兴趣,无疑,他已经从德国顾问和去欧洲留学的青年军官那儿学习了若干法西斯主义的内容。
然而,蓝衣社成立以后,他渴望学得更多一些。
正在增长的德国和意大利的国家主义势力的接触,使得蒋介石成了法西斯主义的热忱的羡慕者。
在大约1935年,蒋介石在对蓝衣社成员的一次集会演讲时声称,“今日中国所需要的不是讨论未来中国将实行何种理想的主义,而是需要眼下将能救中国的某种方法”。
他继续说道:
“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对衰弱社会的刺激……法西斯主义能不能救中国?我们回答:可以。
法西斯主义是目前中国所最需要的”。
作为这次演讲的结论,蒋宣称,“在中国现阶段的紧急形势下,法西斯主义是最适合的一种奇妙的药方,而且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思想”。
在30年代,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以一种有害的或倒退的教条的形象而出现的。
与此相反,法西斯主义好像是站在历史进步的前列。
2、为何选择法西斯主义?
自1912年后,在中国,建立议会政府的尝试总是伴随着明显的悲剧性的结果,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民主与自由放任主义被拒绝,一人统治或一党独裁受欢迎。
对于蓝衣社来说,拒绝接受一种已被意大利和德国证实是富有效率的制度,拒绝支持这种具有明显的历史功用的政府制度似乎是愚蠢不堪的。
蓝衣社的这种态度被《社会新闻》作了概括,该杂志发表社论说:
法西斯主义是濒临毁灭的国家自救的唯一工具……(对于中国)再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只有仿效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残酷斗争的精神了”。
刘健群在1969年缅怀往事时谈到:“法西斯主义现在看是落后的,但在当时它似乎是一种复兴国家的非常进步的手段。
”
在蓝衣社的意识形态中,复兴国家的目标高于其他一切价值。
蓝衣社《纲领》规定:
“国家是最高的和神圣的,民众的唯一职责就是保证自己捍卫国家利益。
"
对于蓝衣社,法西斯主义有吸引力是因为它荣耀了民族,而且,似乎为建设强有力的和伟大的民族提供了一种已被证实的方法。
法西斯主义,如同《社会新闻》一个记者评论的,“它是最实际的,最勇敢的,最有力的,是凝聚了国家精神的表现形式”。
陈秋云在《前途》上声称:
“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的组成和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建立:这是法西斯主义的第一要义。
”
蓝衣社对国家的绝对的拔高与他们对个人绝对的压制是相配合的,贺衷寒——也许是蒋介石底下的蓝衣社寡头集团中的核心人物——号召人民放弃他们的自由甚至生命,以便国家获得自由。
他说,只有到那时,才可以有“真正的自由”。
《社会新闻》宣称个人为国家服务和牺牲是“神圣的原则”。
蓝衣社的目标是集权主义的,个人无条件地服从国家。
他应该“尽其责任而从不言其权利。
”事实上,假如国家富强了,个人也将获益,“但是个人肯定不能在报效社会之前向社会索取”。
法西斯对最高领袖的顺从原则是蓝衣社意识形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蓝衣社的纲领宣布:
“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唯一领袖也是中国唯一的伟大领袖;因此,党员必须绝对支持他,只听从他的命令,以他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
”
据报道,贺衷寒认为,“服从领袖是无条件的;每个人必须真挚坚定地与他同生死,共患难。
”蓝衣社分子对领袖原则的尊重可与他们对民主的厌恶形成对照。
在他们眼里,自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上的软弱无能,和国民党近来的混乱,主要是企图移植民主制度和实践的结果。
蒋介石解释道:
“在近几十年,我们徒劳无益地沉醉于民主和自由思想的提倡中,我们所得到的又是什么结果?我们陷落在一种混乱和无可救药的状态中。
”
在《社会新闻》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声称:
“民主的固有的毒素导致了目前国民党组织的软弱和换散。
”
即使来源于苏俄模式的委员会体制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委员会体制只是“表面上运作于国民党内”。
刘健群告诫道:
“委员会体制的最大缺点是每个人互相谴责和互相推诿,因此党的内在力量就抵消了……在革命的重建中,没有人采取行动……,会议一召开,就有不同意见,内战的次数几乎与开会的次数成正比”。
3、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蓝衣社的理想是一个社会应在领袖意志和人民行动之间表现出完美的配合;这个社会没有无能的尸位素餐之辈,没有迟疑傍徨,而仅有专诚的和不加思索的绝对服从。
陈秋云在《前途》中写道:
“为了拯救今日的中国,所能获得的途径只能是无私的组织,服从领袖,敬仰领袖的政策,以及贯彻领袖的命令,当民众只有一个思想时,他们的行动就象一个人一样……确实,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
要达到这种社会的和政治的理想,领袖必须具有圣洁的素质:
“一种坚定和光荣的精神,一个纯洁和崇高的人,一个完全理解军事和政府活动的人。
”
《社会新闻》承认:
“自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青年发展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并且重视个人主义,把偶像崇拜视为落后。
但这是错误的,因为偶像起着加强社会组织权力的作用,推动发展民族文化,凝聚民众的信任精神。
”
因此,这篇社论总结道,“建立中心偶像是统一国民党的重要条件,是复兴中国革命的第一步。
我们不必隐瞒,我们需要中国的墨索里尼,需要中国的希特勒,需要中国的斯大林!”
蒋介石,这个被指派去做国家民族“中心偶像”的人,是如何考虑这个把一个人作为万能者和把最高领袖奉为神圣的运动的?
在1933年9月,在江西对一批党的干部发表演讲时:
他断言,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是绝对信任一个贤明和有能力的领袖,除了完全信任一个人外,这里没有其他领袖和主义。
因此,在组织内,尽管有干部,立法委员,和行政官员,但在他们中间却没有冲突;这里有的仅是对一个领袖的信任。
领袖对一切事物有最终决定权。
现在我们中国没有这样的一个领袖,我相信,除非每个人绝对信任一个人,我们不能重建国家,也不能完成革命……因此,领袖将自然地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并具有一个革命者的精神,这样他就能成为所有党员仿效的典范。
进一步说,每个党员必须奉献自己的一切,直接为了领袖和团体而行动,间接地服务于社会,民族和革命。
从今天起,我们加入这个革命的团体,我们就把我们的权利、生命、自由,和幸福完全委托给了团体,并且立誓忠于领袖……这样我们才能第一次真正地被称为法西斯主义者。
在公开场合,蒋介石否认他有成为独裁者的任何野心。
但是这些记录清楚地表现他并没有试图阻止这类事情的发生。
4、西方还是东方?
与19世纪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不一样,蓝衣社分子并不希望简单地拒绝西化而赞成中国传统文化。
事实上:在农村地区的条件下形成的自满、迷信、被动消极,以及个人主义均不适合于“科学时代”。
他的确承认“礼义廉耻”四种传统美德(此时被当作新生活运动的道德基础)是永远正确的,然而,“在我们传统中所有其他的内容都必须改造,修改,或改革。
”
尽管如此,蓝衣社分子认为西方文化的有害影响是中国道德和文化崩溃的终极原因。
他们特别憎恶自五四以后毒害了中国人心灵的自由主义概念。
自由主义——照字面上的意思是自由自在的主义,对不同的中国人有不同的含义,但对于蓝衣社分子来说,自由主义意味着无约束的放纵,自由主义就是政治上的自由和讲人性,更有甚者,自由主义就是个人主义,它诱使人民屈服于他们个人的任性而对社会的需要则完全不予注意。
蓝衣社分子到处能觉察到西方自由主义恶劣的影响。
它伴随着一种颓废的消极主义充斥于小说、戏剧和报纸上。
文学弥漫着无方向的浪漫主义和“幽默主义”,艺术家沉溺于唯我论的艺术至上主义中。
在普通民众中,自由主义表现为颓废轻浮的生活和奢侈的消费。
为了达到他们的极权目标,法西斯主义者将把艺术甚至宗教也纳入对国家的服务之中——佛教徒、道教徒、穆斯林和基督徒都同样必须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
为了同样的目的,出版业也将完全被国有化。
个体的作者可以继续写作,但他们的著作的出版将受到政府当局的批准。
与此同时,将成立一个面向创作和编辑工作的国家机构,作为其成果,“将易于统一人民的思想”。
蓝衣社的文化改造纲领的核心是教育。
贺衷寒声称,“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教育,中国最伤脑筋的问题就是教育的失败。
”蓝衣社的教育政策被概括为这样的口号:“国家化、军事化、生产化”。
在各种意义上来说,教育的国家化意味着民族和国家将成为教育的中心和宗旨。
从行政上说,所有的学校应由国家创办,在教育部的直接管辖下。
当然,公立学校的地方自治将被取消,而教会的和私立的学校与大学将被关闭或由国家接管。
学校的全部课程也将把重点放在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上,由此而实行“国家化”。
这个教育国家化政策的目标试图使广大的大学生对国家拥有一种单纯的爱,使大学生们愿意为民族甚至牺牲他们的生命。
教育的“军事化”将改造教育制度以使“未来的教师把学生训练成为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战士”。
学校将像军团那样被组织起来,教师和学校行政人员将接受强制的军事训练并过俭朴的军事化的有纪律的生活。
儿童的军事灌输将从幼儿园开始,小孩将得到枪炮和战舰玩具,战争场景的图片将被挂在墙上,“以便从童年开始就发展他们对军事装备和战争场景的兴趣。
”从这个时期开始,儿童就将在军事环境下受教育。
像希特勒的群众运动那样,中学生将被编入童子军,在童子军中,中学生将被训练为强壮的军事人材。
在蓝衣社的教育制度下,大学生将不再成为一名享有特权的精英分子,不再为准备成为一名官员而浪费他们的时间,毕生钻研“死书”。
相反,低年级的四分之一的课程将用于训练某种体力劳动的技能。
在整个学生时代,将非常强调职业训练。
在毕业前,中学生和大学生将在农场或者工厂或商店劳动一段规定的期间。
比如说,主修工程的大学生将在工厂每天劳动半天,其余半天时间在学校学习。
对男性大学生的正规的军事训练将在高中开始并延续到大学阶段;姑娘在这些相同的阶段将接受护士训练。
高等专科学校的课程也将倾向这个军事化的目标。
对人文科学的研究将不受鼓励,而实用的和科技的科目,诸如物理、化学和工程将被调整以适合战时应用,例如,化学专业将着重研究毒瓦斯和炸药。
教育“生产化”的目标是对传统的教育观念的一个挑战,在1930年代,传统的教育观念仍然盛行。
蓝衣社分子认为,大学生还没有准备通过教育承担起对国家的生产和有益作用;相反,一种使人厌恶的偏见和颓废寄生的精英习惯滋生培植起来。
《前途》的一名作者评论道:“当学校多一名学生时”,“社会就少一名生产者;当学校多毕业一名学生肘,社会就得到一位失业者。
”
用这种方式,使知识分子传统的轻视体力劳动的恶习得以克服,每一个人都将成为一名有用的、国家的生产者。
5、放弃三民主义,选择法西斯主义?
在《前途》上,一些作者对孙中山倡导的土地所有制所采取的不严肃的态度给一些拨弄是非的报告增添了佐料,这些报告声称,从蓝衣社的理论纲领来看,它实际上彻底抛弃了三民主义。
根据一份日本情报机关的报告,蒋介石在1934年1月召集了一次,蓝衣社主要骨干分子的秘密会议。
这次聚会的目的是决定如何剪除已在蓝衣社内部蔓延的自由主义倾向,强化法西斯主义以支撑对日本和中共的进攻,以及加强针对反蒋团体的恐怖活动。
作为这次会议所取得的结果,已经制定的蓝衣社大部分宣传性文件表明,成为蓝衣社思想理论指导方针的并不是三民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
改变后的“政纲”第二条宣布:“放弃民主和三民主义,宣传法西斯主义,力求实现独裁”。
“政纲”第九条内容是:“取消三民主义的教育,提倡生产教育和普及大众教育”。
第十一条写道:“迅速地推动实现一个新的法西斯社会和国家。
”
纪律条令由原来的“蓝衣社成员必须绝对信仰三民主义”改为“绝对信仰法西斯主义”。
日本这份蓝衣社已放弃三民主义,赞成法西斯主义的报告,究竟有多少可信程度呢?
无疑,部分蓝衣社分子感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已成为一个累赞。
当他们鼓吹土地国有制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令他们十分为难。
而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尤其使这些想要成为极权主义者的人感到惊恐万状。
尽管对三民主义有明显的疑虑,但是一些蓝衣社分子仍然狂热地表示他们忠于孙中山的教导。
“我们并不希望以法西斯主义取代三民主义”,陈秋云在《前途》说,因为两种思想有一种“共同的精神”。
刊登在《社会新闻》上的一篇文章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并补充道,必须把三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坚定、献身与铁血精神”加以融合,这样,“荒谬的民主主义”才可能被清除,三民主义则将实现。
那么,蓝衣社分子用法西斯主义取代了孙中山的学说了吗?
一个前蓝衣社成员最近指出,他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一些更激进的蓝衣社成员是赞成这样做的。
他补充道,如果说蓝衣社的理论纲领已经被修改,他可能对这些修改一无所知,因为修改纲领事关重大,这个秘密会背着整个组织(如果修改纲领确实的话,,它势必在蓝衣社意识形态的团结上引发许多问题)。
然而,刘健群坚持强调“纲领”从未修改过,他说(我认为这缺乏说服力),因为蓝衣社组织仅存在六年,显然没有时间来作修改。
然而,事实上,阐述这两种主义的相似性的一些作者暗示,确实进行过一场关于放弃三民主义的争论。
日本间谍机关究竟从何处得到这份掺合法西斯主义的“纲领”文本的呢?这是一份官方文件吗?抑或这仅仅是由一些法西斯主义极端分子起草的草案呢?(它不太可能由日本伪造,因为间谍机关所获取报告已标明“秘密”字样,并非要使其成分公开。
)
现在要对这个问题作最后定论还没有证据。
不论三民主义是否继续成为其意识形态的伴侣,蓝衣社的法西斯化已是既定的事实。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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