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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哲文 瞻仰了长城的雄姿

时间:16:25:09作者:admin分类:时刻浏览:15评论:0

我的老家在四川,与长城本来相隔甚远,但是三十多年来我却“累登九镇三关险,踏遍长城万里遥”,与长城结下了不解之缘,感情越来越深厚。

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重要的一条还是毕生干了文物工作的缘故。

少年时期的向往

在我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东北沦陷,抗战烽火燃烧起来了。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 长城谣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 义勇军进行曲 )”等抗日救亡的歌声,经常激发着我对长城这一雄伟坚强形象的向往。

同时,长城作为世界的奇迹更使我憧憬。

1940 年我考上了中国营造学社,开始学习和调查研究古建筑,又使我和长城增添了一层关系,因为长城也是属于古建筑中的一个项目。

然而,在我心中,长城的形象还是那样的迷蒙,长城的历史还只是一张白纸。

不过在我少小的心灵中,梦想总有一天会登上长城,亲眼看一看长城的雄姿。

而那时,却不曾想到会去研究长城。

维修长城结深情

抗战胜利以后,我随着中国营造学社复员来北平,到了清华大学营建系,仍然是干古建筑的调查研究工作。

雄伟的长城蜿蜓在巍巍燕山之上。

我费了很大的劲,骑毛驴、走路去八达岭、古北口,发出了无限的惊叹。

不过,仅仅是惊叹而已。

真正对长城开始进行调查研究并且结下了不解之缘和深厚的感情,还是从解放后维修长城开始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久,我正式踏上了文物工作的岗位。

1952年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文物维修工作也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展开。

正当我们拟制规划的时候,当时的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同志提出了维修长城,向国内开放的意见。

当时的文物局把修长城这件事当作一件大事来抓,郑振铎局长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

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立即开始筹划。

由于长城分布范围广大,只能选择重点维修。

经过研究,我们首先选择了河北省的居庸关八达岭 ( 现属北京 )。

第一步是勘察设计。

我们乘火车到八达岭车站以后,要步行到八达岭,然后步行或骑毛驴上山。

当时的八达岭满目荒凉,从明代以后,已经三四百年没有维修了。

我站在长城上,为能够参加新中国的首次维修工作深感光荣与骄傲。

当时工作的条件比起现在来是相当艰苦的。

八达岭上的几间小屋已经墙倒屋塌,根本不能住宿。

可是,有一次,为了考察关沟中的情况,不得不在三堡的一间小屋中和衣过夜,夜风吹来,简直与露宿毫无差别。

考察条件虽然艰苦,但是长城的雄姿,总是在激励着我们。

维修后的长城开放了,国内外游人络绎不绝。

我曾一度做过参观长城的导游。

我发现,人们都希望多知道一些长城的情况。

记得大约是 1954 年,我陪一位外国首相参观长城。

外宾提出了许多问题,辟如万里长城的长度是不是外国人过去都介绍的 2500 公里?长城是不是秦始皇修建的?是用什么材料?我虽然知道一些,但心里总是不很踏实,对一些问题总觉得不是那么清楚。

看来,对它进行深一步的研究迫在眉睫,这真有点像“逼上梁山”。

我翻阅了不少过去中外学者们研究和介绍长城的书籍,并结合一些实地勘测的数据,经过反复研究,长城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越来越清晰了。

为了宣传、介绍长城,我写了一本名叫《万里长城·居庸关·八达岭》的小册子,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被称为解放后第一本有关长城的专著,这本书的写作,可以说是逼出来的。

后来,我又写了历史小丛书中的《长城史话》小册子。

通过对长城的研究和实地考察,我越来越感到长城的内容太丰富了,越来越感到长城的伟大,使我对长城的感情越来越深。

纵横十万余里

长城究竟有多长?这是研究长城首先接触到的问题。

答案是简单的,长城纵横十万余里。

虽然这只是一个数字,为了弄清它,我竟花费了三十多年的光阴。

据中国史书上记载,长城长万余里,很多外国人介绍长城时,把长城的长度说成是 2500 公里或 3000公里,现在有些外国书刊甚至还引用这个数字。

造成对长城长度测量上的失误,其原因何在呢?

我经过一番考查才发现,外国人是用比例尺从地图上量出来的。

这显然是很大的错误,因为长城不是直线,更不是水平,也不是一道,而是曲曲折折,上上下下,由许多道所构成的。

我国历史文献上的记载,虽然比较可信,辟如说秦长城延袤万余里,汉长城、明长城也是说万余里,但也没有把一道长城的双重、三重、多重的长度计算在内。

所以过去一般人仅知道万里长城也就是万里而已,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过去还有一种容易使人迷误之处,以为各个朝代的长城都是在一条线上重修或修筑的,其实这完全不符合实际。

我在查文献之外,又实地考查了许多个朝代、许多处地段的长城,它们并非完全在原有基础上维修,而绝大多数是根据当朝当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而新选线路的。

比如秦、汉、明三个朝代的长城都不在一个起点,不在一个终点,相去数百里,上千里。

中部个别地方加以利用,补修补筑,所占比例很少。

至于春秋战国诸侯互防长城则各据地势,互不相涉。

而且它们的方位走向也各行其是,或南或北,或西或东。

这样就必须把各个朝代各个时期长城的长度加起来,才是长城的总长度。

我统计了一下,长城的总长度在十万里以上。

为什么要说长城纵横十万余里呢,因为不少的人以为长城是东西横向的,而实际上还有许多道是南北走向的,所以应加上“纵横”二字才符合实际情况。

上下两千多年

上下两千多年,这指的是长城修建的历史。

我对长城未作研究之前,也曾经以为长城是秦始皇修建的,后来稍加查考,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还有一个长城是何时始修,何时罢修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弄清楚。

因为原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把公元前九世纪周王命大将南仲“城彼朔方”即称之为长城了,经过研究分析,“城彼朔方”的城只是单独的城,中间还没有城墙联系,不能算正式的长城。

另一种说法是楚方城不是长城,我也曾经这样认为过,但经过考查和研究分析,楚方城并不是一个城池,而是几百里长的城墙了,应是最早的长城。

至于何时停止修长城,过去也未弄清楚,因为清代在东北地区修筑柳条边和在个别地方修缮长城关隘作为检查哨卡,以及局部修了很少城垣对付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反抗,这些算不算修筑长城?经过仔细查考文献记载和分析研究,柳条边是清代统治者为了划分东北部分地区人民放牧活动的界限修建的,工程结构也构不成防御工程,因此,不能算作长城。

个别地区修筑防御工事和修缮利用长城关隘作为检查哨卡也与原来长城的性质不同,所以应该说长城在清代就罢修了。

康熙皇帝东巡渤海时曾赋诗 :“万里经营到海涯,纷纷调发逐浮夸。

当时费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属尔家。

”已经说得很清楚,不然他不会这样来批评秦始皇的。

我从青年时起,就开始研究修建长城的历史,如今弄清楚了,我已鬓发斑白。

各族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

我从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认为,长城主要是汉族统治者为了防御其他民族的掠扰而修筑的。

经过实地调查和查考历史文献,才知道长城并不只是汉族的统治者修筑的,而是许多个民族统治的朝代都修筑过。

我计算了一下,从秦始皇算起,修筑长城的汉族只有秦、汉、隋、明四个主要的朝代,而其他民族则有北魏、北齐、北周、辽、金五个主要的朝代。

就连元朝也对长城关隘进行过修缮和利用,至今还留下了重要的遗物。

在北京居庸关的关城中心,有一座名叫“云台”的建筑物,它原是一座过街塔的基座,就是元朝在居庸关内的遗物。

座子内外浮雕艺术之精美,实属罕见。

座子的券洞内壁刻有蒙、汉、藏、维、梵、契丹等多种文字,极为珍贵。

它也正是元代修缮利用长城关隘的实物例证。

由于我是搞古建筑的,所以对长城的修筑工程,有特别浓厚的兴趣。

我只要有机会到一处长城,总是百看不够,有些重点地段我不知去过多少次了,八达岭可能有百次以上,山海关有几十次,嘉峪关已有五六次了。

每去一次我都要登城,每登一次城就加深了对长城的认识,例如对司马迁《史记》中已经写明的“因地形,用险制塞”的筑城设防的原则,我起初不甚理解。

而每当考查一处长城关隘和城墙、敌台、烽墩的时候,就加深对这一原则的认识。

如山海关角山长城上的一个敌台,巧妙的利用了山岭上的有利地形,把台子修筑在巨石陡险之上,可以控制山下和两侧的形势,只要很少人坚守,敌人就很难攻上。

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例子在长城沿线千百座关隘中,比比皆是。

我尤其对长城修筑工程中的“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感到十分的钦佩。

这一原则本来是我国古代很多建筑工程中所经常采用的,但是由于长城经行的地区辽阔,各种地理地质情况都有,因而对这一原则的运用表现得更为突出。

当我从鸭绿江边沿着松辽平原、燕山、太行山、内蒙古草原、晋陕黄土高原、河西走廊、新疆高原、沙漠戈壁等地考查长城时,看见用各种建筑材料修建的各式各样结构的长城,对前辈工匠们的聪明智慧不禁由衷地敬佩。

他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本领可谓达到了高峰。

凡是在高山峻岭多石之处,就用块石、片石修筑。

凡在黄土地带就用黄土夯筑。

遇到了绝壁悬崖、河流深谷就利用悬崖绝壁稍事加工或劈削成为山险墙、劈山墙等。

最值得称道的是两千多年前,西汉时期所修建的河西长城,在玉门关、阳关等处所保存的长城烽燧,他们不是用砖、石、土,而是用砂砾石子铺砌而成的。

因为那里无石无土,全是一望无边的戈壁。

工匠们就巧妙地利用沙漠中生长的红柳枝条与芦苇等作为拉筋材料,与砂砾相结合来修筑城墙以至高大的烽台。

其修筑方法是铺一层红柳枝条或苇杆,再铺一层砂砾,层层铺筑到六七米的高度,烽台则高达十米以上,真可说是巧夺天工。

长城修筑工程,除了向地面以上砌筑或夯筑成墙之外,还有向下挖沟的办法,我曾在甘肃看见汉代的挖掘成大沟的长城遗迹,以后辽、金及明诸朝也都在某些地方继承了这种方法。

这些巧夺天工的长城建筑结构与利用山形地势的布局,都是我国古代各族人民的智慧与血汗的结晶。

盼长城研究广泛开展

古往今来对长城的研究不乏其人。

或记其始末,或评其功过,或论其攻守,或考其形制,两千多年来著述甚多。

特别是自新中国成立之后,结合实地调查和测绘,使长城研究工作得到了新的发展。

三十多年来,我虽然也曾考查过不少长城遗址,查阅过不少长城的历史文献资料,但是面对古往今来长城研究丰富的成果来说,实在太微小了,恐不及其千百分之一。

近来有一些徒步考查长城的青年,有万里绘长城的画家,有沿长城拍照的摄影师,有考古学家、地理学者、历史学家等,对长城进行不同角度不同目的的研究。

一门新的学科“长城学”正在兴起。

对此我感到十分振奋,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衷心致敬。

但是我想有几件事情是必须引起重视的。

一、对长城的基本调查还要抓紧完成。

例如长城长度的准确数字、分布情况、各个朝代长城的现存情况等,都要进一步进行调查。

当然,长城调查的难度较大,例如从甘肃玉门关到新疆库尔勒之间,从前外国人的著作上就写着,他们看见过有几百里的长城和玉门关的形式相同,而我们还没人去考查过。

有些地方的长城埋在泥沙淤土之下,有些地方的长城时代难分等。

我建议要以攻坚的精神来攻克这一堡垒,弄清长城的基本情况。

这也是保护、维修、开放、参观,发挥长城作用的基础工作。

二、收集整理标注长城的历史文献。

有关长城的历史文献可以说浩如烟海,有专论、专著,有的保藏于各种史籍、方志和其他文献之中,有的珍存在碑刻、简牍之上。

为了提供各方面研究,把它们汇集、编排、标点注释出来是十分必要的。

闻北京古籍出版社有标点出版长城古籍之举,至为可贵,盼能早日问世。

三、长城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盼能广泛开展。

长城自春秋战国开始修筑以来,迄于明末清初,几乎伴随着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而兴衰。

因而在长城身上不仅凝聚了历代各族人民的智慧与血汗,而且也打下了两千多年我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烙印。

但是过去对长城的研究范围不够广泛,不够深入。

对长城的军事史及军事工程等方面的作用没有深入的研究;长城对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还未引起重视;长城对我国古代各民族文化交流,对中西交通、中西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以及长城文学等方面的研究都没有开展。

至于利用长城作为标尺,对地理变迁、沙漠发展、地震考古等各种学科的研究工作也还有很多的内容,都应广泛开展研究。

愿长城这一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人民的骄傲的国宝发挥更大作用。

盼有更多的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爱好者们、青年同志们,来参加长城的研究。

(罗哲文 中国长城学会原副会长,本文选自《罗哲文长城文集》,原载《文物天地》1986 年第 3 期,转载于《万里长城》第74期)

他就是这个16岁就加入营造学社,师从林徽因和梁思成的营造学社先贤——罗哲文,他创立长城学,一生都在进行对长城的研究。

罗哲文

1948年,24岁的罗哲文徒步登上八达岭长城,从此一生与长城结缘。

1952年,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把修长城的任务交给了28岁的罗哲文,维修长城的第一站是八达岭。

为了方便考察,罗哲文和同事就住在一个简陋的小店里,每天骑着毛驴上八达岭。

1953年,八达岭长城修复完成,29岁的罗哲文又参加了山海关、嘉峪关等段长城的维护工作。

2003年,为寻访历史文化遗迹,79岁的罗哲文带领文化考察团穿越“死亡之海”罗布泊。

当然罗哲文在古建筑保护领域的研究不仅限于长城,从古长城到古建筑,他保护的领域也在一点点地扩大。

罗哲文说这也是梁思成先生的思想,文物保护不能断代。

罗哲文在吴哥窟寺庙前拍摄石阶雕刻

而罗哲文的研究也被他用文字的方式记载下来,成为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土穴墓室如何发展成豪华的地下宫殿?

斗栱的内部构造究竟是什么样的?

云冈石窟的二十一窟代表着什么?

如何欣赏中国古园林?

许多人关心却又无从找到最全面的答案的问题,罗哲文先生统统在《罗哲文全集》这本书里进行了讲述。

《罗哲文全集》汇集了罗哲文六十多年有关中国古建筑技术、古建筑规划、古建筑的保护和维修,以及历史文化名城理论与实践、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和保护等方面的研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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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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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物与调查研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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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古遗址的过程中,罗哲文有哪些发现?斗栱、赵州大石桥,云冈石窟,熟悉的建筑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故事?

《长城·名关·匾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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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阁·名祠·陵寝卷》

带你揭秘跟皇家有关的古建筑。

皇家的楼阁、祠庙、陵寝,不同地域的文化有哪些差异?

《序言·诗词·随笔·游记·忆往卷》

回看营造学社先贤罗哲文的一生。

罗哲文一生的回忆,感受先贤这壮阔辉煌的一生。

作者:罗哲文

罗哲文(1924~2012),四川宜宾人,中国古建筑学家,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原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原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中国长城保护研究工作奠基人。

1950年,先后任职于文化部文物局、国家文物局、文物档案资料研究室、中国文物研究所等,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维修保护和调查研究工作,为中国世界级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发起人和申报人,中国设立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倡议者。

中国建筑界泰斗万里长城第一人

梁思成、林徽因古建筑研究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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