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作霖 握着他的手说道

1948年初，国民党政府酝酿召开“行宪国大”、蒋介石为标榜其政权“民主性”，宣布“本届‘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由本党同志在国民大会中得依法联署提名参加竞选。

”

程潜自忖自己虽在政治上缺乏副总统候选人程潜坚强的实力后盾，但有“党国元老”的名声，资历深、威望高，且治军从政凡40年，门生僚属遍全国，也颇有一些资本可恃，故当仁不让，出而参加副“总统”的竞选。

其亲信、僚属积极为其出谋划策，筹组竞选班子，并组织了“民主政治会”和“宪政实施协进会”，创办了《民主论坛》杂志，大造舆论。

3月底，“国大”开幕，副总统一职的角逐成为闹剧的高潮。

蒋介石极不愿李宗仁当副“总统”，而属意于孙科；会前即指使吴稚晖等出面召集与会的国民党监察委员开会，谓“本党一向以党治国，目前虽准备实行宪政，不过国民党本身须要意志统一，才能团结。

这是本党内部的事，与实行宪政还政于民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本党同志参加正副总统的竞选应尊重本党意志，由党提名”，此话目的是防止李宗仁等参加竞选。

这一做法，引起几位候选人的强烈不满，桂系乘机拉拢程潜、于右任结成临时“联盟”，共同抵制这项提议。

竞选正式开始后，第一轮投票，李宗仁领先，孙科次之，程潜第三。

4月24日第二轮投票，程潜与李宗仁、孙科相互间展开激烈角逐，然而结果仍然是李宗仁居前，得754票；孙科、程潜次之，分别得559票和522票。

三人均不足法定票数，但从投票趋势来看，孙科渐呈不支之势。

为保住孙科，蒋介石于是日下午召见贺衷寒、袁守谦二人，让他们劝程潜退出竞选，将选票让给孙科，并表示倘能照此办理，蒋将启用程的助选人并负责补偿程的全部竞选费用。

程潜对蒋如此蛮横无理十分不满，事前，蒋介石也是命此二人为程潜拉选票，借以利用他战胜李宗仁，此时却又出尔反尔，可谓言而无信，不成体统。

当晚8时，他在中央饭店孔雀厅向全体助选代表宣布：本人已正式“受命”放弃竞选，理由是“本谦让克己之旨，知难而退”，以表示抗议。

程潜退出竞选，全国舆论哗然。

李宗仁知情后，决定以退为进，也乘势以退出竞选相要挟。

25日凌晨，李宗仁发表声明，放弃副“总统”竞选。

当日中午，白崇禧发表谈话：“李宗仁先生因感选民不断遭遇意外之警告与压迫，难以自由投票，为顾念代表苦心，乃决放弃。

”

孙科没有了竞选对象，只得也声明放弃，“国大”被迫休会。

蒋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作出让步，桂系乃得借此击败孙科，取得了副“总统”竞选的胜利。

副“总统”竞选后，蒋、桂关系更显恶化，程潜也更加心灰意冷。

而蒋介石为对付桂系，仍需利用程潜，于是在外调桂系首领国防部长白崇禧任华中“剿总”总司令的同时，又任命程潜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让程潜得兼军、政两职，统驭湘、赣两省，以牵制桂系。

1948年7月，程潜交卸了武汉行辕主任职务，回到湖南当“家长”。

此时的湘省政情复杂，各派势力互相掣肘，矛盾很多，程潜资格虽老，但无坚强实力作基础，既要应付蒋的南京中央，又不敢怠慢华中的桂系势力，处境维艰。

是时湖南正直天灾人祸，满目疮痍。

曾号称中国粮仓的湖南，因旱灾和水灾使全省亏粮2100余万担；瘟疫蔓延，夺去400余万人生命。

而湖南当局腐败不堪，贪污横行，当年的湖南军粮居然拍到1600万担，比往年有增无减，民谣唱曰：“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接程潜，迎程潜，程潜回湘更可怜。

”

面对悲惨的现实，程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与民休息，安居乐业。

如实行二五减租，并发表文告，对土豪劣绅及不法在乡军人要实行严厉制裁，将各县自卫队一律撤销，减少军费开支。

程潜来湘，孑然一身，无权无枪，要想站稳脚跟，还得下一番工夫。

他首先利用邓介松、邓飞黄与省党部CC系有联系的特点，分化瓦解省党部，挤走了张炯。

接着改组参议会，选举支持他的副议长唐伯球为议长，又将湖南军管区保安副司令兼长沙警备司令蒋伏生调往衡阳，以肖作霖接任。

通过这些手段，程潜将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省党部主任委员、省保安司令、省军区司令五大职权集于一身，党政军一手抓，在湖南站稳了脚跟。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中国共产党愿意同南京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及改编一切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

这在程潜部属中引起很大的震动。

程潜在毛泽东发表声明后的第二天会见记者时说：“如果人民不惜以毁灭历史的重大代价换取和平，亦为民众之公意决之，个人则认为历史上、文化上好的传统应予以保留。

至于共产党所提条件中，关于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

实即吾人一贯理想与主张，吾人自甚赞同。

”

这就暗含了程潜要为民立功、实现自己主张的思想。

程潜意欲转向光明，与地下党组织增加了接触。

这其中，章士钊起了很大作用。

他同毛泽东、程潜二人均有很深的私交，在国共两党都曾享有很高的声望。

1949年3月，程潜到南京。

中共方面得知程潜到了南京，便立即通过地下党组织将此消息告知了章士钊。

章士钊专程从上海赶赴南京。

过了几日，章士钊来到了程潜的寓所。

程潜一见，急忙迎上前去，连连说道：“行严，你也来南京了，身体还硬朗吗？”

“还好，还好！我知道你来南京，是特地从上海赶来的啊！”章士钊紧握住程潜的手。

当然，程潜一开始并不知道这次章士钊来南京，是受了中共的委托来对他做进一步开导的。

中共的基本意思是特地请章向程潜转达毛泽东对他的殷切期望，只要程潜及早转向人民，转向和平，共产党对他不仅不咎既往，还将予以礼遇，这就使他打消了顾虑，坚定了湖南走和平道路的信心。

章士钊采取以史为鉴的基本方式，循循善诱地说：“现在的局势，颂云你比我清楚得多，历史是向进步发展的，清王朝敌不过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敌不过国民党，国民党敌不过共产党，国民党统治中国十几年，几乎亡了国，为国家民族计，应当让共产党来搞。

”

程潜见章士钊说得这样直率，也就开诚布公地说：“我知道仁兄对中共很熟悉，才有此高论，不知你在香港、上海还有什么见闻，你我知交，尽管直言无隐。

”

章士钊觉察到了程潜已有弃暗投明的愿望。

因而直言不讳地说道：“你我相交非一日之谊，故敢直言相告。

据我看来，毛润之乃中外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共产党有决心有能力把国家搞好，对仁兄期望也十分殷切的。

”

说到这里，程潜苦笑一声：“他们宣布的战犯名单，也有我一名哩！”

“颂云，你只看到人家把你列作战犯一分子，却没有看到共产党还认为你在历史上于革命有过贡献.立过功劳哩！”

章士钊接着又追述了程潜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搞辛亥革命，帮助黄兴进攻汉口，护法讨衰，随师北伐，立下战功的光荣历史，并说：“共产党人士曾多次跟我说及仁兄一番革命历史，只要仁兄能站到人民方面，不但不咎既往，还要给予礼遇，你尽管放心好了。

”

程潜的心地豁然开朗。

后来程潜起义后，前往北京开会，毛泽东亲自赴机场迎接：“我的老长官，您可算来了。

”

原来。

毛泽东年轻时曾在湘军中当过兵，正是程潜的部下，两人可谓是甚有渊源。

1949年4月1日，章士钊作为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到北平与中共代表进行和谈。

4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做出了许多让步的条件下，国共两党和谈代表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

4月15日，李宗仁却拒绝在这个协定上签字，和谈由此宣告破裂。

不久，南京、上海相继获得解放，李宗仁飞往桂林，白崇禧则在武汉，并开始将桂系部队向湖南、江西撤退。

章士钊也飞到了香港。

恰逢此时已与程潜、唐生智等人共谋和平大业的李觉也在香港。

章士钊便设法找到了李觉，急切地对他说：“你快电告颂公，要他速派妥人来港面谈。

”

章土钊还反复强调：“毛泽东有话带给颂公，只能当面说。

我体弱，自己去不了，还怕人注意。

”

李觉遵嘱，急电告程潜，随即回到了长沙。

时间转眼到了1949年6月，白崇禧从正在持续进行的湖南和平运动中似已察觉到了某种不祥的异昧，因而加紧对程潜施加种种压力，程潜一度担心白崇禧对他暗下毒手，内心的恐惧和忧虑与日俱增。

这时，程潜又得知刘斐也已经从北平转到了香港，加上章士钊先已请他派人去香港，说是毛泽东已托章士钊给他带话。

因此，他又找来程星龄，忧心忡忡地对他说：“我想请你去一趟香港，请为章(即刘斐)回长沙接任省主席，我就可以转危为安了。

”

程星龄在港期间，专门拜访了章士钊。

章士钊肩负共产党、毛泽东的重托，对程潜的近况殊为关心。

因此，一见程星龄，就急问程潜走和平道路的决心是否出现了动摇。

程星龄把长沙当时的复杂情况和程潜的艰难处境，照实告诉了章士钊，同时也说明他此次来港，是遵程潜之意。

请刘斐回湘接任省主席之职，借以缓解程潜所承受的压力，但刘斐已表示不就此职。

听了程星龄的介绍，章土钊对程潜的处境深表同情和理解，更对他前一段的工作表示赞赏。

他特地告诉程星龄，并请程星龄转告程潜：“桂军在湖南待不多久，你们应付得很好，回去后还可以劝颂公大胆地再住一个时期。

”

交谈结束后，章士钊给程潜写了一封长信，并请程星龄面交程潜。

在这封信中，章士钊不仅赞扬了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无可比拟的杰出领袖，而且反复说明毛泽东对程潜期望甚殷。

同时，章士钊又特地写道，毛泽东对陈明仁也有了明确的态度，只要他转向人民，转向和平，共产党就可以对他既往不咎。

章士钊请程星龄转告陈明仁，毛泽东的原话是：“当时，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

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

”

程星龄和刘岳厚带着章士钊的信回到长沙后，立即将信转交给了程潜，并把香港之行的情况向程潜做了汇报。

在形势的发展下，中共湖南省工委动员程潜进一步以书面形式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正式表明态度。

程潜委托程星龄起草一份正式备忘录，表明了谋求和平解放湖南的主旨。

紧接着，程潜就起义的时机、方式和要求等重大问题，提出原则性的意见和建议。

毫无疑问，程潜向中共中央、毛泽东递交了备忘录。

标志着程潜在他人生的旅途上迈出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关键一步。

毛泽东收到程潜的备忘录后，亲自拟定复程潜的电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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