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修正主义 苏联却不愿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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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抄袭，维权到底

导读：新中国成立之后，中苏关系经历了从合作到斗争的过程，这其中赫鲁晓夫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勃列日涅夫也紧跟其后，但是即使没有赫鲁晓夫，别的苏联领导人出于本国利益考虑，也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

时间轴：1950-1966

苏联与我们在地缘关系上是近邻关系，在意识形态领域是同一阵营关系。

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们的影响极大，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尤其是在老人家的领导地位确立之前，我们的革命可谓是背后都由苏联在指挥。

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背后就是苏联在主导，所以才有孙中山提出来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之后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以及后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都与执行苏联的错误路线有关。

可以说，没有老人家，中国革命这团火或许早已熄灭。

尽管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对我们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苏联对我们依然有很多帮助，这些帮助可以归纳为以下五方面的帮助：

一、思想上的帮助：传播了马列主义，并且证明了马列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率先实现。

二、物质上的帮助：新中国成立之后，苏联与我们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年利只有1%。

三、战争中的帮助：在抗美援朝中战争中，苏联总共向我们提供了64个陆军师的武器装备，22个空军师的装备，其中有20个师的装备是无偿赠与。

四、技术上的帮助：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可谓是大规模的技术转让，帮助我们初步建立起了工业基础。

五、经验上的帮助：苏联仅用了五年时间，就从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斯大林还写了相关的理论著作，这给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

以上这些帮助，大部分是在斯大林时期提供的，因此无论从地缘政治角度，还是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角度，苏联与我们都有着天然得合作性。

但是，事物又是一分为二的，这种帮助也会变成一种束缚。

比如，一些人在思想上就形成了言必称斯大林，致使革命时期出现了不少错误路线。

物质上因为贷款的缘故，成为日后牵制我们反对苏修的一个绊脚石，一直到我们的贷款完全还完之后，老人家才能正面对苏修进行批判。

战争中苏联虽然装备了我们的部队，但是也因此让我们的部队苏式化了，这种苏式化不仅是武器苏式化，还包括军队体系和思想苏式化了。

由于我们的部队士兵和军官的文化水平都不高，因此需要请苏联教官来指导，这种指导就带来了我们的部队不再是过去官兵一致的队伍。

官兵不和士兵住在一起，反而可以命令士兵为自己擦鞋了。

1955年，我们按照苏联的模式，开始对开国将领授勋，开始实行军官薪金制，这让老人家对我们的部队产生了担忧，我们的部队还是过去的红军吗？

用他老人家的话来说，“我怕你们肩膀上扛着军衔牌牌，就扛不动老百姓的扁担了。

”

更让老人家担心的是，巴黎公社的薪金制是8倍差距，但实际生活中可能不止这个差距，而社会主义社会中依然存在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中也隐藏着不平等。

技术上的帮助也是如此，由于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文盲和半文盲，因此我们不会使用苏联援建的机床，也不知道如何生产加工零部件，只能请苏联的专家指导，于是我们的经济部门、技术部门和管理部门都引入了苏联模式。

这苏联模式便是带有官僚性质的模式，在工厂里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一人说了算，工人只是干活儿的人，工人没有资格参与企业管理。

苏联模式无形之中渗透到了我们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让老人家对此产生了担忧。

因为我们的部队被苏式化了，我们的部委也被苏式化了，原本属于我们的东西变了，这就意味着我们自己正在变成另一个人。

1953年，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去世，苏联的斯大林时代结束。

继任者赫鲁晓夫走到了权力的中心，而他让中苏关系从合作走向了斗争。

一开始，赫鲁晓夫对于我们的“一五计划”是支持的，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大部分是在他执政时提供的。

从这一点上来看，赫鲁晓夫对于我们奠定工业化基础确实有贡献，当然他当时这一做法有拉拢我们之嫌，以巩固他的政治地位。

但从客观事实来说，赫鲁晓夫支持了我们的“一五计划”，那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

但是，这段蜜月期没有持续太久，在1956年开始出现了裂痕。

出现裂痕是因为我们按照规定，在1956年收回了苏联在东北的特权，这些特权便是中关于中长铁路的所有权、旅顺和大连的驻军权。

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按照《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

苏方不迟于1952年末，将中长路的一切权利及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政府；苏方不迟于1952年末从旅顺口撤回其驻军，并将该地区设施移交中国政府；中方偿付旅顺港的恢复与建设的费用；苏方保证将大连的行政管理权完全交予中国政府。

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以上事务往后顺延三年。

于是，当1956年到来的时候，一切就变化随之发生。

当我们收回了苏联在东北的特权之后，苏联变失去了在东方的出海口，这对于苏联海军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也削弱了苏联在太平洋地区的掌控力。

显然，这对赫鲁晓夫来说，是他执政上的一大失败。

因为在东方拥有不冻港，对苏联海军来说意义重大，因为1904年的日俄战争，令苏联依旧记忆深刻。

失去了苏联在我们东北的特权之后，赫鲁晓夫开始了各种对我们的掌控意图，最终导致中苏关系走向破裂。

要了解赫鲁晓夫为什么会有掌控我们的想法，需要了解赫鲁晓夫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赫鲁晓夫整个人的人生我们没必要在这里讲述，我们只针对赫鲁晓夫取得苏联最高领导权的原因去寻找答案。

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为什么能够从众多继任者中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呢？

对于这一点，要追溯到苏联的卫国战争。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突然发动“巴巴罗萨计划”入侵苏联。

此时，赫鲁晓夫正在基辅任职，被斯大林任命为政治委员，斯大林下令赫鲁晓夫所在的红军西南方面军死守基辅。

最终红军在基辅遭到了德军的围歼，赫鲁晓夫等将领突围逃离，剩下的人被俘虏，德国称他们在基辅战役中抓获的俘虏多达65.5万名。

1942年12月中旬，赫鲁晓夫来到上察里津斯克（后改名为斯大林格勒），他在这里参与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最终苏军以重大伤亡为代价守住了这座城市，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赫鲁晓夫也在这场战役中获得了后来的政治资源，这些政治资源包括朱可夫、叶廖缅科、莫斯卡连科、格列奇科、利诺夫斯基等人。

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召开。

斯大林在第一次中央全会上建议选出由25名正式委员和11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主席团。

之后，斯大林建议从中分出一个人数较少的执行局，在这个执行局中，斯大林又挑出五名主席团委员，负责处理国内的重大问题。

这五人分别是：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由此赫鲁晓夫跻身进入权力中心。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

中央主席团的10位成员组成了权力机构，赫鲁晓夫便是其中之一，10名主席团成员中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组成“三人执政联盟”。

但是，这个执政联盟徒有虚名，真正的实权掌握在赫鲁晓夫的手里，因为他有另外两个政治伙伴：布尔加宁、朱可夫。

这两个政治伙伴都是元帅级别，掌握着军权，因此赫鲁晓夫的拳头比别人更硬。

此后，苏联最高权力中心开始了对最高权力的争夺。

12月18日，贝利亚被处决，罪名是国罪、恐怖主义和反革命罪。

1955年2月，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马林科夫及其支持者被指控对列宁格勒案件中的责任，最终被解除了总理职务。

这一年的下半年，赫鲁晓夫的政治地位终于稳固下来，他的亲信大量进入中央书记处。

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威望，赫鲁晓夫于1955年底释放了以千计的政治犯，这无疑就是在为全盘否定斯大林做准备。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了具有投降主义性质的“三和理论”，成为修正主义的开端。

在大会的最后，赫鲁晓夫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准备将斯大林的影响力彻底摘除。

然而，赫鲁晓夫的政治威望不够，他的这种倒行逆施导致了波匈事件的发生。

面对汹涌而来的政局变化，赫鲁晓夫遭遇了巨大的政治危机，他的反对者借机形成联盟，对赫鲁晓夫发难。

此时，昔日的政治伙伴布尔加宁站到了赫鲁晓夫的对立面，他招呼赫鲁晓夫参加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部长委员会会议，而这个会议便是对赫鲁晓夫的讨伐围攻。

反对者抨击赫鲁晓夫的政策是“托洛茨基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逼迫他承认错误并且辞职，否则将逮捕他。

但是，赫鲁晓夫否认对他的一切指控，并要求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无疑是他扳回败局的关键。

此时，他的另一位政治伙伴朱可夫下令用飞机将外地的中央委员空运到莫斯科。

在多数中央委员强烈要求之下，1956年6月22日召开了中央全会。

最终反对派被击败，全会决议谴责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为“反党集团”，撤销了他们的职务。

然而，赫鲁晓夫对待朱可夫这位政治伙伴的态度令人咋舌。

1957年10月，他借助主席团通过了一项谴责朱可夫的决议，撤销了其国防部长的职务。

对于另一位政治伙伴，赫鲁晓夫也绝不心慈手软。

1958年3月底，布尔加宁被从部长会议主席的位置撤职。

9月，被宣布为“反党分子”。

两位昔日的政治伙伴，最终成为赫鲁晓夫的政治工具，用完之后便过河拆桥。

赫鲁晓夫的反对派纷纷被他拉下马，最终赫鲁晓夫独揽了党、政、军的大权。

1959年9月15日，赫鲁晓夫为了推行他的“三和理论”（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飞到了美国，成为第一位踏上美国土地的苏联元首。

之前我们提到过，赫鲁晓夫在这里艳遇了玛丽莲·梦露，被她的妖娆折服，被摸了额头，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就是以这种姿态来推行他的“三和理论”。

赫鲁晓夫最后与艾森豪威尔搞了一个投降主义“戴维营精神”，算是售卖了自己的“三和理论”。

赫鲁晓夫在访美期间，看到美国种玉米对发展畜牧业收益很大，而苏联对畜牧业的需求也很高，于是回国之后强行要求苏联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

1953年全苏的玉米播种面积只有350万公顷，赫鲁晓夫要求到1960年扩大为2800万公顷，面积增加7倍。

可惜玉米是干热气候作物，而苏联地处高纬度地区，跟美国不是一个维度带，因此很多地区日照量不够，玉米经常结不了穗。

赫鲁晓夫的玉米种植计划遭到了集体农庄庄员的消极抵制，最终彻底破产，由此赫鲁晓夫赢得了“苏穗宗”的称谓。

1961年，为防止个人崇拜死灰复燃，赫鲁赫夫做出了一项震惊世界的决定——将斯大林的遗体移出列宁墓。

最终，赫鲁晓夫迎来了众叛亲离。

1964年10月11日，赫鲁晓夫正在南方黑海边的中央别墅中度假，而苏共中央主席团则召开了讨论撤换赫鲁晓夫的会议。

由于赫鲁晓夫把自己昔日的政治伙伴都收拾了，这一次再也没有谁能帮得了他。

10月14日，赫鲁晓夫最终被剥夺了最高权力，被迫签署退休声明。

由于他在主席团会议上的态度粗鲁，且污言秽语，最终没有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职务。

赫鲁晓夫的粗鲁是世界闻名的，由于在联合国大会上被菲律宾代表激怒，他曾脱下鞋子当众愤怒地敲打桌面。

退休之后的赫鲁晓夫并没有闲着，经常收听西方电台的俄语广播，然后打算参考丘吉尔和戴高乐的回忆录，用磁带录音机完成自己口授回忆录。

1966年8月，赫鲁晓夫开始正式撰写回忆录，详细记述自己的政治生涯，披露重大事件的内情。

可惜被克格勃发现，勃列日涅夫严禁其从事回忆录写作，并采取窃听等手段来加强监视，对此赫鲁晓夫抗议道：

“连我家的厕所都有窃听器！你们花费人民纳的税金，就是为了窃听我放屁吗？”

1968年年底，赫鲁晓夫在被禁止的情况下，依然与一家国外出版商利特尔·布劳恩公司达成了出版意向。

1970年秋，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在西方出版，西方世界和苏共大为震惊。

曾经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领袖，在自己下台之后，以这样的方式再次出现在世界面前，着实令人费解。

这样的人算得上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吗？恐怕更像是一个西方世界的人。

不过，赫鲁晓夫并未因此而坐牢，而是于1971年9月11日病逝于医院。

大体了解了赫鲁晓夫这个人之后，现在回到文章的开头，聊聊他是如何让中苏关系走到分裂的地步。

1956年，当我们收回苏联在东北的特权之后，赫鲁晓夫开始想办法从其他方面意图对我们进行控制，而首当其冲的便是“156项重点工程”。

1957年，苏联突然中断了对我们的投资，援建的项目不再是先交货后交钱，而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援建变成了贸易。

可是，我们当时哪有什么资金呢？当时可谓是一穷二白，一贫如洗，建设速度一快之后，财政立刻捉襟见肘。

之前我们讲过，因为建设速度过快，管财政部门还要“反冒进”。

现在苏联突然对我们停止投资，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继续维持工业化，那就要受制于苏联，如果就此停下来，我们的工业化就会成为烂尾工程，配套的项目也会毁于一旦，随之而来的还有就业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我们留到下一章详细介绍，在进入下一章之前，不妨思考一下怎么来解决，看自己的想法是否与当时的做法接近。

赫鲁晓夫在援建项目上向我们施压的目的何在呢？他的目的在于继续保留在我们国土上享有的军事特权。

1958年，苏联的核潜艇研发成功即将试航，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潜艇远航与本土如何保持通讯和？那时还没有卫星，只能依靠无线电台。

苏联海军研究决定，向国防委员会提交了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在苏联本土建立长波发射电台，但耗资巨大，且通讯质量不可靠也不稳定，于是被否决。

第二个方案是在中国的海南岛和印度各建一个长波发射台，分别承担与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行的潜艇舰队联络的任务。

赫鲁晓夫拿到这个方案时，否决了印度方案。

对于海南岛方案，赫鲁晓夫认为可行，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有共同的安全利益，而且中国海军也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

于是在1958年1月，苏联向我们提出了由两国海军共同建立和使用长波电台的问题，同时提交了一份协议草案。

长波电台对于我们也是同样需要的，但是在如何建立的问题上，双方产生了分歧。

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彭德怀（此时彭德怀担任中国国防部长），建议从1958年至1962年在中国华南地区，由中苏共同建设1000千瓦大功率长波发信台和远程收信中心各一座，投资1.1亿卢布，苏联出7000万，中国出4000万，建成后中苏两国共同使用。

面对这么好的事情，一般人都会欣然接受，但是老人家看得更加长远。

这种合资的方式类似于股份制公司，谁的股份多，谁享有决策权，现在苏联对我们客气，但谁能保证以后不以此要挟我们呢？

于是在4月24日，老人家指示同意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但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归中国。

注意当时我们的财政已经吃紧，管经济的部门都在“反冒进”了，而但是老人家依然坚持建立长波电台我们全额负担，可见他对涉及到主权问题的态度。

今天的佞人们污蔑老人家是“以虚幻的主权代替了实在的国家利益损失”。

还有人告诉我们，全民所有制是虚幻概念，对他来说没有实际意义，问我们能把全民所有制邮寄给他吗？

这些人非蠢即坏，你就不能跟他们用人类的语言对话，他们这种人其实本身就是虚幻的。

由于我们的坚持，苏联最终没有和我们达成一致。

可见，老人家的担忧不无道理。

在我们全额承担费用的前提下，显然苏联的目的就是在于获得对我们的掌控权。

7月21日，苏联又提出了建立“联合舰队”的建议，这个建议表面看是针对中国要求提供海军援助，但实际上可能是解决长波电台问题的一种替代方案。

但是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同样涉及到主权问题，因为所谓的“联合舰队”，其实也就是让苏联海军自由进出我们的港口，可以在这里停泊维修，而我们只能给他们提供服务。

当时我们自己的海军还没有建立，而且我们大部人都是文盲和半文盲，根本不知道如何操作军舰，更不懂如何指挥军舰进行海战，哪里有所谓的“联合舰队”呢？

一百多年来，西方列强欺辱我们，在我们的土地上建立租界，成为“国中之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我们周边的邻国如韩国与日本，都有美国在其国土上驻军，而我们不希望成为苏联的军事基地，因为我们是一个主权完整独立的国家。

因此，当“联合舰队”的方案提出来之后，老人家立即表明了态度，“中国只是请苏联提供帮助，没有考虑过‘合作社’的问题。

”

他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了一番言辞激烈的话。

“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

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

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以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

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

”

最终尤金将老人家的意见转达给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来中国与老人家会晤，最终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提议就此终结。

既然不能对我们实施控制，那就阻止我们变得强大，这便是赫鲁晓夫的想法。

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到1957年苏联停止投资时，这道裂痕变成了一道口子，1958年这道口子开始扩大，而真正开始走向破裂是在1959年。

1959年6月，苏联政府违背两国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这意味着苏联放弃了与我们达成的军事上的结盟。

之前苏联便对我们的投资停止了，如今又不再支持我们的核武器研发，然而这些项目我们都已经开始投入了，如果不继续进行，就是一项烂尾工程，而之前的投入都白费了。

1959年我们进入了困难时期，一直持续了三年，只是当时问题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我们的财政已经出现赤字。

面对险恶的国际环境和严峻的经济形势，老人家毅然决定，削减其他一些科研项目和常规武器的生产，集中一切力量把“两弹”研制出来。

为了牢记1959年6月这个屈辱，我们的原子弹研制项目被定名为“596”工程。

事情发展到这里，还没有结束，赫鲁晓夫还在继续制造矛盾冲突。

1959年9月，中印边境发生冲突，苏联不顾我们的强烈反对，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塔斯社声明，将中苏分歧向全世界公开化。

9下旬，赫鲁晓夫结束访美回国，途径北京参加我们的国庆十周年庆典期间，要求我们加人其国际战略同盟。

所谓的国际战略同盟，就是让我们奉行他的“三和理论”作为外交政策，对台湾的蒋介石示好，停止炮轰金门。

赫鲁晓夫这一幼稚想法，遭到了老人家的断然拒绝，于是中苏两国在对外路线上出现了严重分歧。

中苏关系的彻底破裂，就差最后一步。

1960年4月，我们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集中阐明了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观点，点名批判南斯拉夫是“现代修正主义”，实际上不指名批评了赫鲁晓夫。

于是，赫鲁晓夫怀恨在心，策划了一场针对我们的会议。

1960年6月24日至26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当前国际局势中的迫切问题交换意见。

赫鲁晓夫带头对我们进行围攻，诬蔑我们是“疯子”，说我们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纯粹的民族主义”。

为了顾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局，我们在会议公报上签了字。

布加勒斯特会议后，赫鲁晓夫将中苏两党之争变成了两国之争。

7月16日，苏联照会中国，决定全部召回在华工作的1390名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的600余个合同、合作项目，并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

赫鲁晓夫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无疑给我们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带来了巨大损失，当时我们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国内外的压力向老人家一并袭来。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召开，赫鲁晓夫公开提出“两全”，准备将他自苏共二十大以来执行的路线理论化。

“两全”即“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用“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用“全民党”来代替无产阶级政党。

赫鲁晓夫在这次大会上，通过的党纲宣布苏联已变成全民国家，苏共已变成全民党。

这套理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理论，因为资产阶级不承认阶级的存在，而是宣扬个人奋斗。

资产阶级表示他们的财富来自他们的个人努力，而不是来自阶级剥削，并且麻痹底层劳动人民称，只要你足够努力，你也能变得跟他们一样富有，但实际上都是骗人的鬼话。

赫鲁晓夫的理论，实际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但他还不知足，还要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和公开信，攻击我们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于是，遭到了老人家的强烈抵制，由此引发了中苏论战。

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我们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总称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论战》，共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九评苏共”，全面批评苏共的对外对内政策。

“九评苏共”的结论便是：赫鲁晓夫走的是修正主义路线，苏联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老人家当时的话到底对不对呢？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对老人家的预言做了最好的诠释。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

2天之后，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勃列日涅夫继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声称苏联将继续坚持原来的立场，还向中苏边境不断增兵，并且向我们的近邻蒙古派驻军队。

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老人家决定不派代表出席，中苏两党关系基本中断。

我们与苏联的关系，仅仅在1956年之前属于最佳时期，之后十年的关系越来越差。

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破裂。

今天的佞人对老人家当时的做法指指点点，其实这些人哪有什么良方，无非就是直接跪了。

老人家在当时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依然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实现工业化，虽然深处艰苦之中，却让当时的中国人懂得什么是骨气和尊严！

如果你想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请关注下一章《大跃进：狂飙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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