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 我还不知道你写文章呢
1991年3月22日中午，聂华苓和丈夫安格尔收拾好行李，准备去欧洲。
他们计划先去女儿薇薇那里看看小外孙，然后去柏林、波兰、捷克等地拜访几位作家朋友。
他们俩满心欢喜地登上了前往芝加哥的飞机，聂华苓偎依在安格尔的肩上，感受着他的体温和呼吸，觉得十分安心。
有他陪伴，真好！
在芝加哥机场转机时，安格尔忽然大叫，“我的帽子不见了！”
那顶帽子是聂华苓几年前买给他的圣诞礼物，赭红墨绿灰蓝交织的格子呢帽，安格尔十分喜欢，现在丢了，他焦急地来回寻找。
正在这时，一个行人走过来说：“这是你的帽子吗？”
他一把夺过帽子，握着那人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这个帽子对我很重要。
”
到了候机室，还有一刻钟才登机，安格尔对聂华苓说：“我去买份《新闻周刊》，就在那转角的小店。
”
登机时间到了，安格尔没有回来。
聂华苓只好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去转角小店找他，小店门口，有人躺在地上，旁边俩人正在为他做人工呼吸。
聂华苓一看，赭色的鞋子、灰蓝裤子，就是他，她的安格尔。
机场救护人员赶到了，医院救护车也到了，可是什么都没用了，她的安格尔就这样不声不响离开了。
风狂雨骤的午夜，聂华苓手捧带着安格尔体温的大衣和他在机场寻找回来的爱尔兰鸭舌帽，独自回到爱荷华的家中.......
1925年1月11日，聂华苓出生于武汉。
母亲是个读过几年私塾的女子，父亲是陆军大学的学生，三十出头就当了团长，年轻有为，貌似这是一场完美的婚姻。
但是，在聂华苓七八个月的时候，母亲在父亲衣服口袋中发现了一封信，信里称呼他为“父亲大人”。
原来，他骗了她，他还有一个妻子，并且儿子都已经会写信了。
此时此刻，聂华苓的母亲想到了死，可回头看到床上的小华苓，正挥着小手，开心地笑着，她又犹豫了。
图 | 1926年，聂华苓的母亲在汉口
那时军阀混战、派系林立，你打来，我打去，和和打打，混乱不堪，聂华苓的父亲也在混乱的政治中挣扎求生。
1929年，他们搬到日租界居住，外面的妻儿也都接了过来同住。
一家三代人，两房妻儿，都挤在一起，牵牵绊绊，吵吵闹闹。
父亲不大说话，也很少笑，遇事只知道逃避。
他逃避政治的迫害，逃避家庭的压力，逃避爷爷的唠叨，更逃避两个妻子的争斗。
他们家，总是笼罩着一层阴云，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他们家对面是一户姓黄的人家，一夫一妻，一儿两女，简单快乐。
聂华苓经常和那两个小姑娘在一起玩儿，也经常暗暗羡慕着她们，那种简单的快乐，是她从来没有享受过的。
1934年夏天，父亲赋闲八年后，又当上了贵州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母亲也在那年冬天又生了个儿子，一家人沉浸在喜悦当中。
可所有的喜悦都截止在1935年正月初三的那个下午。
当天的《武汉日报》上，一排粗粗的黑体字写着：“贵州平越专员聂怒夫殉难”。
聂怒夫，就是聂华苓的父亲。
爷爷曾说，大丈夫一怒而安天下，儿子就取名怒夫。
可天下未安，自己却身先死，留下妻儿老小无人照顾。
更让人未料到的是，父亲的尸骨未寒，另一房妻儿就变了脸。
曾经的大哥，今日却满脸杀气，对着聂华苓的母亲说：“我是长子，现在是我做主了。
你是什么东西？聂家没有你说话的份！名正言顺的，不是你，是我妈！”
轰隆一声，桌子倒了，稀里哗啦，杯子茶壶碎了一地。
沉沉的夜，冰冷的雨，稀稀落落的街灯，聂华苓的母亲带着他们姐弟几人，坐着一辆破旧的马车离开了那个家。
去哪里呢？母亲没有回答，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华苓呀，你快点长大吧！”
聂华苓知道，从那时起，作为长女的自己，肩上就多了一副重担。
图 | 年幼的聂华苓
“八一三”淞沪战争，国民党军队全线撤退，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武汉成了抗日重镇。
日机日夜轰炸，百姓无处可躲。
父亲死后，母亲没有了依靠，只能早晚拜佛，菩萨成了她心中最大的保护神。
一次，警报拉响，母亲只能拖着几个子女往桌子底下钻。
日机轰隆隆从头顶上掠过，母亲只能紧紧抱着几个儿女，尽可能用自己并不宽厚的肩膀罩着他们。
嘴里则不停地念着心经，“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爆炸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激烈，母亲也搂得越来越紧。
时间好像变得那么漫长，漫长得没有尽头。
终于，外面静了下来，母亲的心经也停了。
警报解除了，他们发现，母亲的身子几乎全露在桌子外面。
后来，武汉的形势越来越严重，他们只好回到母亲的外婆家——重庆三斗坪，那一年聂华苓十三岁。
那里的人，不是姨爹姨妈，就是舅舅舅妈，母亲在那里终于绽开了笑容。
好像战争的灾难，家族的恩怨都已烟消云散。
溪水清清，碧野茫茫，一切都显得那么单纯自然，就连呼吸也畅快了许多。
聂华苓在那里潇潇洒洒玩了半年，母亲说话了：“不行，你一定要上学读书！”
于是，聂华苓在那个秋天去了湖北的恩施中学。
毕业后，她和几个同学一起辗转去了重庆，在国立十二中读书，之后又考入国立中央大学。
大学生活，为聂华苓展现了一个新的天地。
午后的校园，三三两两的学生捧着书本，一路走一路笑声；音乐教师的窗外，则可以听到清脆的激越的钢琴声；校园后面的松林坡上，则是穿着灰色棉布军装的年轻人成双成对在约会。
那时政府会给男生发军装，而许多女孩子也喜爱穿这种灰军装，于是，男孩子们就会争着为自己心仪的女孩送去一套。
活泼漂亮的聂华苓当然也不例外。
一个叫王正路的男孩子为她送来一套崭新的军装。
聂华苓经常将军装穿在阴丹士林长衫外面，领口别个竹编别针，显得英姿飒爽。
每天傍晚的时候，聂华苓就坐在窗边，只要听到窗外有小声的呼唤，马上就跑出去。
他们俩在校园的小路上走着，谈论着，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他们绕过松林坡，绕过女生宿舍楼，绕来绕去，最后来到图书馆看书。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战争又日趋白热化。
1948年，聂华苓和王正路在纷乱的战局中结束了大学生活，草草毕业。
可毕业后，何去何从呢？
王正路家在北平，毕业后就直接回了北平的家。
而聂华苓家在武汉，此时南京到武汉的长江航线已经被截断，她回不了家了，只好独自留在南京，找了一个中学教员的工作。
到11月底，南京到武汉的道路依然不通，而南京到北平却仍有飞机往还，于是她决定去北平找王正路。
聂华苓上了飞机才发现，这就是一架“专机”。
飞机上只有她一个乘客，而且，这也是南京到北平的最后一趟航班了，北平已经被围城，再出城就变成了不可能。
在这个冬天，她和王正路结婚了。
图 | 聂华苓和王正路
王家有四个兄弟，上有老母，下有儿女，三代同堂。
女人们要做饭、伺候老太太，照顾孩子。
吃饭时，老太太和所有男人坐一桌，媳妇们和孩子们在另外一桌。
聂华苓学着嫂子们的样子，一早起来，先到老太太房中问候，给老太太倒尿盆，伺候老太太起床，拿着脸盆到厨房盛热水。
客人来了，赶紧倒茶、奉烟。
她将茶水倒好、烟奉上后，就顺势在一旁坐下。
王正路看到却变了脸色，给她使眼色，让她出来。
回到房中，王正路就问：“你怎么坐下来了呢？”
“我坐下来陪客人也错了吗？”
“你应该在一边站着，他是长辈呀。
”
“站着？”
当然！”
南方和北方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北方保守，南方开明，在这个北方的四合院中，聂华苓这个江南女子就是一个失落的异乡人。
聂华苓深深感觉到，自己对这个男人了解的太少了，对这个北方大家族了解的更少。
婚姻不是简简单单两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两种观念的融合。
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只能默默叹了一口气，这种日子怎么过呀？她想回家了。
但武汉的家，她是回不去了，整个北平城被包围了，傅作义正和共产党在谈判，虽然没有战争，没有炮声，但也不能随意出城，她被困在了这个围城中。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了。
3月，南北方可以通行了，聂华苓决定和王正路一起回武汉。
兜兜转转，聂华苓终于又见到了母亲和几个弟弟妹妹，他们决定去广州，然后前往台湾。
六月的台湾，正是台风天，狂风呼啸，暴雨如注，薄薄的木板房在风雨中咯吱咯吱地呻吟，随时都要开裂的样子。
风雨过后，聂华苓就急急忙忙开始找工作，一大家人，好几张嘴，都要穿衣吃饭，没有工作哪行。
恰逢昔日中央大学学长李直中，说《自由中国》社正需要一个管文稿的人，于是就介绍她去。
那时《自由中国》社刚刚开张不久，老板雷震看了一眼她就点头同意了。
从此，她就成了《自由中国》社的一员。
在台湾开始那两年，聂华苓过得并不快乐。
当时家庭负担很重，每日里，她忙着上班管理文稿，下班后还要写文章，翻译作品，以赚取稿费补贴家用，常常忙得透不过气来。
到台湾的第二年，他的大弟聂汉仲在一次空军例行飞行中失事丧生，而她和王正路之间性格上的不协调也在日益凸显。
聂华苓那开朗爽直的南方女子特性和王正路内敛古板的北方男人作风，越来越无法融合。
1957年，王正路获得一个去美国进修的机会，于是他们俩就此分别，从此天各一方。
图 | 最后一张全家福
一次次的打击，让聂华苓心灰意冷。
然而，她有幸遇到了伯乐，得以让她在失意中振作起来。
那一天，雷震突然喊她。
她一进雷震办公室，就看到雷震手中拿着一份报纸正在看，见她进来，大声说：“聂小姐，从今以后，你就做编辑吧，特别负责文艺稿。
”
这个消息让聂华苓很是兴奋，也是从此时开始，她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
她从一般编辑，到文艺编委，一步一步进入了《自由中国》社的核心工作。
更让她开心的是，在这里，她看到了雷震等人身上那种文人的风骨和做人的尊严，让她心生敬佩。
正是因为雷震对她的欣赏和提携，让聂华苓在台湾的生活有了激情和动力，让她有勇气走过那段灰暗的岁月。
也是因为感念雷震的知遇之恩，在后来雷震入狱后，她时常关心。
雷震出狱后，她又多次给雷震寄钱，帮助他渡过难关。
正在她觉得生活又有了希望的时候，命运却再次给她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因为《自由中国》社的很多社论、短评都刺痛了当局，因此《自由中国》社与统治阶层的冲突越来越尖锐。
1954年，由于一篇《抢救教育危机》的文章，雷震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且受到特务的监视。
之后，双方的矛盾更是一步步激化。
图 | 右起：雷震，胡适，聂华苓
1960年9月4日，聂华苓看到一群特务和警察冲进了傅正（《自由中国》社成员，也聂华苓的邻居）的家。
聂华苓和母亲对望了一眼，什么话也没说，她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她们只能努力保持镇静。
九岁的小女儿蓝蓝坐在地板上，抱着琴，弹起了《我的妈妈》。
聂华苓感到浑身无力，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静静听着旁边的动静。
聂华苓在想，他们一定先擒了傅正，再就轮到自己了，或许，一会儿他们就会来到这个屋子。
蓝蓝突然停止了弹琴，聂华苓说：“弹，弹，弹下去。
”只有女儿的琴声，才能让她的心稍稍平静一些。
正在这时，她们突然听到傅正的喊声：“你们凭什么拿这个？”接下来是一阵争吵声，再下去就是一阵静默。
几个小时后，傅正家的门开了，警察和特务围着傅正走出来，聂华苓和母亲赶紧跑过去。
傅正对她母亲说：“聂伯母，我跟他们去了，没关系。
这儿是我的钥匙，请为我保存。
”说着把一串钥匙递给了聂母。
半途却被一个警察拦住，他仔细检查了一番，确定没有任何字条、密码等夹带物品后，才又递给聂母。
傅正被抓走了，但便衣特务们仍在大门外走来走去，事情还远远没完。
接着，雷震被抓了，马之啸等社员们也被抓走了，《自由中国》社被抄了，文件稿子等都被拿走了。
聂华苓也被特务监视了起来，她每天都处在一种恐惧之中，不知道哪一天自己也就和他们一样被抓走了。
10月8日，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传出了消息，雷震被以“煽动叛乱罪”判处了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七年；马之啸被判五年；傅正感化教育三年......。
聂华苓作为这个社里唯一的女性暂时没有受到波及，但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生活来源。
那时的聂华苓又处在一个人生的黑暗期，《自由中国》社的阴影尚未拂去，母亲又因癌症故去，要不是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她也许早就魂归天国了。
就在这个心情极度抑郁的时候，她遇到了开朗幽默的美国诗人安格尔。
1963年，安格尔代表“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前来亚洲寻访作家。
在一次酒会上，他看到了静静站在一旁的聂华苓，她眼中那份忧郁深深地吸引了他，让他不由自主地想靠近她，安抚她。
幸运地是，在接下来的晚宴上，他们又有幸坐到了一起。
安格尔没有说什么甜言蜜语，而是像一个笨拙的小男孩儿一样，用最幼稚的举动来吸引她的注意。
他看着面前的一盘鸽蛋鲍鱼，示意在座的各位看他表演。
他郑重其事地戴上眼镜，用筷子夹起一个柔滑白嫩的鸽子蛋，示威似的向众人展示一下，然后才放进嘴里。
大家鼓掌大笑，摄影师不失时机地记录下了这滑稽的一幕，聂华苓也被逗得哈哈大笑。
在安格尔的回忆录中曾记录了这件事：
“是我这辈子最愚蠢的样子。
华苓大笑。
在那以后我没再吃过鸽蛋，一个就够了。
现在，每当我在爱荷华看见鸽子飞过，娴雅地扇着彩虹翅膀，我就充满了感激，鸽子帮我逗华苓笑，逗她和我一道走出门，改变了我的余生。
从那一刻起，每一天，华苓就在我心中，或是在我面前。
”
第二天，安格尔取消了和别人的约会，和聂华苓共进午餐，并邀请她去爱荷华的作家工作坊去，但她拒绝了。
安格尔在台北的行程只有三天，第三天晚上是和几个作家在河边吃烤肉，结束后，安格尔送聂华苓回家。
他再次邀请她去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她还是拒绝了。
不是她不想，而是她知道，她根本不能出境，因为《自由中国》社的关系，当局不可能让她离开。
他们俩坐着出租车在台北大街上转了一圈又一圈，最终不得不分开了，安格尔说：“我许愿再见到你，再见你，再见你。
”
1964年秋天，聂华苓在朋友的帮助下终于来到了爱荷华。
由于签证问题，两个女儿直到第二年才来到爱荷华。
聂华苓和王正路的婚姻也已经走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分居七年，他们终于离婚。
聂华苓和安格尔则拉开了恋爱的序曲，他们相约走过无数个国家，互通了几百封信。
他以诗人的浪漫和独有的幽默，抚慰着她那颗沧桑了多年的心，终于他赢得了爱情。
1971年5月14日，他们在安格尔的家乡爱荷华正式结婚。
下午四点半，安格尔先去法院领取结婚证书，四点五十分，聂华苓再去汇合。
聂华苓的两个女儿薇薇、蓝蓝开车送妈妈过去。
而此时，意外发生了。
安格尔摸遍了全身的口袋，也没找到早就准备好的戒指，他一脸歉疚。
聂华苓开玩笑地说：“丢了吗？没有诚意呀！”
女儿蓝蓝赶忙开车回家去找，郑愁予、余梅芳夫妇等一众诗人作家朋友都陪他们在法院门口等待。
终于看到蓝蓝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紫红色小丝绒盒。
安格尔一把抢过来，拿出戒指，笑着向她晃一下，说：“你看，戒指好好地放在盒子里。
”
“但是，你把盒子丢了。
”
婚礼现场，法官对他们俩说：“请您们互相握住右手。
”
安格尔马上收敛了嬉笑，紧紧握住聂华苓的手，一脸的凝重，仿佛他握住的不仅仅是一只手，而是自己的后半生。
结婚誓词读过后，安格尔为她带上戒指，法官在打字机上打印了两份结婚证书，他们在证书上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结婚仪式完成。
安格尔、聂华苓相视而笑
半生坎坷的聂华苓终于有了一个安稳幸福的家。
他们居住在爱荷华河边的一栋胭脂红楼里，屋前种着一棵柳树。
春日里，柳丝飘飞，宛若烟雨江南。
后面的山顶上，有一棵百年橡树，粗粗壮壮的，安格尔在橡树枝桠上做了一个秋千，聂华苓坐在秋千上，荡来荡去，仿佛回到了童年。
屋后有一个大园子，园子边上是一大片树林。
每当傍晚时，三三两两的小鹿就悄悄跑过来游玩，还会有成群的浣熊。
安格尔每天都会准备一些玉米粒，给小鹿们做晚餐，再准备一些过期的面包，招待可爱的小浣熊们。
他们的生活安逸且温馨。
薇薇和蓝蓝一天天长大了，她们也都很喜欢这个外国爸爸，亲切地称他为“老爹”。
安格尔弥补了聂华苓半生的遗憾，也弥补了两个小女儿欠缺已久的父爱。
图 | 两个女儿
作家苏童说：“聂华苓拥有过一个女人最丰盛爱的爱，即使她忘记了整个世界，爱对她来说也是不可忘记的。
”
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太快。
转眼就是二十年，1991年的春天，安格尔突然倒在芝加哥机场的候机室内，丢下聂华苓孤单地面对余生。
聂华苓经常会在夕阳下，独自坐在窗前，望着园子的尽头。
小鹿已经不再经常光顾，浣熊也不知踪迹，但那里却有着她无尽的美好回忆......
文 | 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