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语言学 从而产生新的意义

二战后，法国文坛中的小说、戏剧、诗歌和文学理论等各领域，流派纷呈。

其中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就是法国现代主义文学中最有影响的主要思潮。

其中存在主义出现在1930年代，直至1960年代结构主义作为存在主义的对立面出现，发展到1970年代，后结构主义以延续及批判结构主义的姿态出现。

这三个思潮的相继而出，可以看做是法国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缩影。

01 存在主义思潮

存在主义文学的带头大哥是萨特，他在1930年代末便树起了存在主义文学的旗帜。

从40年代到50年代中期，这一文学思潮风靡欧洲，影响所及扩大到了全世界。

存在主义，顾名思义，是关于“存在”的学说，人的存在是它的核心。

存在主义文学思潮赖以产生的基础是存在主义哲学。

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简而言之就是“人性哲学”、“自由哲学”。

他哲学的中心问题是意识与存在，即人与世界的关系，自由则是贯串在这些关系中的主旋律。

在其哲学代表作《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与人道主义》中，萨特提出存在先于本质，先于“自我”，真正的存在与现实“乃是抗拒一切思维的东西”，存在就是虚无，

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他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存在”等于“不存在”；存在是“自由选择”，失去了“自我”也就没有真正的“存在”。

这些便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也是他的存在主义小说与剧本的哲学思想。

在长篇小说《恶心》、短篇小说集《墙》、戏剧《禁闭》与《恭顺的妓女》中，萨特都深刻地揭露了人与社会的畸型关系，嘲笑了荒谬的世界，鞭挞了冷酷的现实。

萨特的存在主义文艺思想与哲学观念是息息相通的。

存在主义哲学观念是其文学思想的本原，存在主义文学思想则是他的哲学观念的形象体现。

在文艺反映论的主客体关系上，他所坚持的是反映的主体性；从文艺批评的角度来说，在对作品本体概念及其意义的解释上，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属于“作者论”之列。

所谓作者论，指的是作者赋予作品以意义的观点，但作者论的文学本体观念实质上是一种传统的文学评论。

在这一观念的渗透下，文学批评以作者为圆心，它的目标是界定作品意义的来源，用清晰的轮廓和线条描绘一部复杂作品的简明图像。

萨特存在主义文艺批评有别于一般作者论之处，在于他认为作者在本文中表达了存在主义对世界、对人生、对社会、对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对人类前途的看法，这些看法影响和制约着读者。

从美学观点来说，萨特所坚持的乃是把创作主体对客体生活的审美体验转化为审美反映的意象结合和意象传达的路线。

他在探寻人的价值方面的追求以及他为主体精神的呐喊是称道的。

但是，尽管作者论的本体观念有其因素，萨特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与文艺理论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其绝对自由观与作者中心论也是片面的。

二次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现代系统科学的崛起，使人们进一步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

观念的更新使对于客体的探索成为人们日益关心的对象，而新的科学方法的出现又为这种探索提供了有效的手段。

如此，结构主义文学思潮作为存在主义的对立面，便应顺而生；在文艺批评领域，作者论也就让位于文本论。

02 结构主义思潮

结构主义语言学是整个结构主义文学思想的基石。

在这种认识论与方法论指导下，从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到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在法国几乎一切人文科学领域里都出现了深刻的变革。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科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用严密的方法来阐释自己的学说，把精密的科学视为永远无法进入的殿堂。

但是，现代语言学率先打开了联系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门户，而打开这扇大门的钥匙便是结构主义。

列维·斯特劳斯

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的开路先锋是人类社会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他也被誉为“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

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一书中，提出语言与文化是同一类型的材料构成的，既然在有意识的表层言语活动下面存在着深层的无意识的系统，人们也就有可能从文化无秩序的复杂现象中发现秩序和结构。

结构主义语言学与人类学在他的手下结合，便使得人文科学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之于文学研究的影响尤为巨大。

他认为，一切社会生活的形式实质上具有同一本性，作为表达形式的符号的意义取决与关系和系统：个别成分之所以有意义，仅仅是因为它们是一个完整体系的一部分，这一切便是从新小说到抽象诗注重形式结构的理论基础。

基于这一理论，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新小说、荒诞剧、抽象诗与新批评理论相继登上法国文坛，并掀起了轩然大波。

从格里耶的小说《嫉妒》、比托尔的《变》到萨洛特的《金果》，超凡脱俗的新小说的“新”，集中表现在其作品结构的组合上。

它们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时空秩序，形成了迷宫式的时空构架。

在这一亘古未有的结构体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穿插，回忆、现实与幻想交织。

在新小说派作家们眼里，唯一至关重要的是写法，而构成文学作品价值的东西乃是其形式。

以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惊世骇俗之作为代表的荒诞剧，完全扬弃了传统戏剧的审美标准，专事模仿梦幻结构，造成了一种新的艺术综合。

另外，追求纯形式主义的抽象诗，同样背离了传统诗歌的创作规律，追求使用幻觉与潜意识表现人的内心世界，通过创作手法的异化来揭示人的异化现象。

凡此种种，跃入我们眼帘的乃是赫然醒目的两个大字：结构。

事实上，新小说也好，荒诞剧也好，抽象诗也好，它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各自试图运用语言结构的一切可能性进行新的实验，以期达到用文字形式探索和揭开世界结构：人受制于其统一支配的世界“系统结构”的目的。

而且要明白的是，结构主义文学思潮本质上是结构主义哲学思潮的派生物。

文学与任何形式的社会和文化活动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可以用结构主义的原理进行分析。

而文学与其他形式活动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它不但像语言一样有结构，而且实际上由语言所构成，同时文学对语言本身的性质又有着独特的认识，这种特殊性便是结构主义文学思潮的灵魂。

结构主义文学集中研究“能指”（语言的声音形象，即抽象概念的语言符号），它所关注的是产生意义的方法而不是意义本身。

结构方法的首要特征在于分析作品的内部结构，但是结构主义文学在将这一语言理论运用于文学研究方面的真正创新，不仅在于它认为文学作品一如语言是一种结构体，可以用符号和语言概念来分析作品的层次，还在于它提出了独立的诗学理论。

法国结构主义文艺理论家们把研究文学的着眼点，从单独文本转移到了总体文学，即在强调对作品形式进行分析的同时，建立关于文学形式规约的一般理论。

他们认为阅读只是消极地认识作品的过程，批评则能积极地为文本创造一种意义，文本意义存在着多重性，最能意识到这种意义多重性的便是诗学，而且诗学所研究的只是文学中产生意义的各种方法，而不是文学内容本身。

罗曼·雅可布森

正因为此，俄罗斯的语言学家罗曼·雅可布森提出，诗学就是“在一般的上下文中，语言信息的诗意功能的语言学研究”。

换而言之，语言的诗意功能是语言的形式与内容之间一种特殊的机动性关系。

在这里，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能指”指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指语言所反映的事物的概念；能指是任意的，是约定俗成的。

所指是必然的，是事物本身具有的。

这两个概念非常重要，一定要理解，后文还会提到。

）的任意性关系被非任意性、语言参照功能的及事性被诗意功能的非及事性所取代。

上述特殊性与机动性具体体现于特定的语言序列之中，这种意义就是诗意。

结构主义的这一理论是建立在内涵分析基础之上的，它的中心任务是把文本中所包含的多种可能化为一种现实。

因此，所谓结构分析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功能分析。

从文艺批评的角度来看，结构主义批评属于“文本论”。

“文本论”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是罗兰·巴特。

简而言之，所谓文本，它不是侧重于一部作品而是一类作品潜在结构规则的分析。

在文本论者看来，作者就是作者，作品就是作品，这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

作品是一个自足的、封闭的整体，具有内在性，因此文学批评只应局限于作品本身。

结构主义文本论这种分析作品内部结构的方法，与作者论的外部研究的方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文学被看成是一种符号学现象，关于创造主体的心理学也就失去了其固有地位。

从作品时代精神的透视和社会意义的阐发转向形式主义的探索，把形式也看成是一种内容，是作品意义的一种特殊形态，这就抓住了文学区别于历史和科学的主要特征。

文本论的着眼点则不在于意义感受或审美直觉，而使研究对象真正落实到文本的有序组合上面，对于正确认识作品本身确实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为文学批评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但是，离开创作主体来谈论作品，把符号、信息的科学研究与作者、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分析割裂开来，把形式与内容对立起来，忽视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分析与社会现象的历史原因，把作品看成是静止的、抽象的东西，也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正是结构主义文本论的局限性所在。

03 后结构主义思潮

结构主义观念与方法在1960年代的法国文坛红极一时，但是，结构主义在扩大了其研究领域与影响的同时，却使哲学与文学失去了其往昔的确定性。

因为意识的多样化与开放性使人们对结构主义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要求摧毁形而上学的呼声日益高涨。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从1970年代初起，结构主义开始向后结构主义转化，法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也因此出现了新的转机。

总体而言，后结构主义既是结构主义的继续，也是对结构主义的批判。

如此时的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就从传统的结构主义转向了批判的结构主义，反映着他的这一转变的代表著作是1970年发表的《S/Z》。

在这本书里，巴特不再把文本看成是一种结构或一种结构的副本：诗学，而是视为一种实践。

过去，结构概念所包含的文本的那种静态封闭型的意象，已为一种动态、开放型的意象所取代。

巴特区分了“阅读性”与“创作型”的概念，认定一个文本中既有阅读性成分也有创造生成分，二者的区别构成一种价值天平，文本从中可以得到评价。

他还认为现代文本更具有多义性，因而也就包含着更大的创造性成分。

所谓创造性的东西，在巴特看来，它有构造过程但没有结构，有生产过程却没有产品，即是说，阅读文本的结果，不会建立一种模式，只会展开一种透视。

后结构主义文学另一位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是雅克·德里达。

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中，更加旗帜鲜明地张扬了“差异”的观点，他用“结构分解”代替“结构分析”，用“反词义向心说”取代传统结构主义的“词义向心论”。

他认为，对结构主义的批判必须从结构主义系统的内部开始。

他所谓的“差异”，既可以理解为语言的任何成分都与文本中其他成分有关，又可以解释为这一成分与其他成分不同。

即是说，一种语言成分的功能与意义从来都不会得到充分体现，因为任何东西都存在着差异。

德里达反对结构的整体性与向心性，他所强调的乃是任意性与差异性原理，在这位后结构主义者看来，与其说所有文学都可以看成是语言的，不如说所有语言都可以看成是文学的。

在德里达那里，一切含有明显同义向心的形式的文本都是第二位的，这种观点与结构主义中的文本中心论完全背道而弛。

而且，他把对结构主义理论的质疑与对文学概念的挑战结合在一起，主张任何一种文学理论，只要含有某种知识体系与系统研究原则，都有可能建立起独立的文学研究学科，这也就为其他研究方法开拓了通道。

于是乎，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展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现代精神分析方法，脱颖而出，它的代表人物是同属于后结构主义阵营的心理学家雅克·拉康。

拉康理论的特征是对语言和象征物关系问题的精神分析学思考，拉康在其研究中，把真实物、想象物与象征物区分开来，试图重新组合主体和世界的关系。

拉康与德里达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德里达强调的是作者、文本和语言，而拉康所强调的则是读者、文本和语言。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以文本分析为依据，把文本当作探寻作家及其作品中人的心理的线索。

而拉康的现代精神分析方法则把对文学文本框架的分析排斥在外，他所着力分析的乃是读者的思考作用。

拉康现代精神分析的目的是要显示一种重复结构，他认为在人的一生中存在着这种行内型式的重复，并通过对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失窃的信》进行结构主义分析为其理论提供了依据。

在这部作品中，随着人物位置的交换、变化，失窃的信件不断转移，但是小说中没有一个人知道信的文本。

于是乎，根据拉康关于真实物、想象物与象征物的关系，可以描绘出下面这样一幅三角图形：

上述图形中，1号位可以看成是纯客观的位置，2号位则是纯主观的位置，处于1、2号位置的人物都认为能指只能有一种含义，即他们自己所理解的含义，而3号位上的人物则不仅懂得其他人的理解，而且还有本人的理解，他赋予能指以多种不同的含义。

这一愿望结构图清楚地表明，文本本身具有我们所期望和需要的东西，而要发掘隐藏在文本中的意义，就必须具有象征的眼力，只有这样，读者才能超越文本的约束。

而且，法国与西方文学批评中的“读者论”，主张读者与作品相遇所体验到的东西就是作品的意义，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所谓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是后结构主义与现代精神分析所持观点的写照。

与文本论关于文本是封闭的自我满足的认识相反，读者论认为文本是开放的非自我满足；与作者论的作者自我中心论不同，读者论主张的是非自我中心说，他们的读者反应批评是依据读者自身的体会而发生转移的。

依据读者论的观点，作品文本之所以能产生意义，全靠读者在阅读中以某种方式重构文本与文本之外的综合，认为读者参与了阅读中的再创造，充分肯定读者的能动作用，承认读者的人生经验与作品总体意绪在撞击时能迸发出火花。

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成了今天文学理论的一个新的突破点。

但是，正是在理解文本因人而易、读者领会方式变化多端这一点上，读者论又使文学的内容与意义化为子虚乌有。

由此而见，法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对立，文学批评中作者论、文本论、读者论的冲突，在实质上也就是文学研究中艺术派与科学派的分岐。

从存在主义到结构主义又到后结构主义，以及它们观照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的，从作者论到文本论再到读者论的这种变化过程，也就是法国当代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过程的一个缩影。

它们的相继出现说明了，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畸形发展，人所创造的物质反过来成为统治人的一种极大的超人力量，理性的破灭与异化的加剧导致现代主义文学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这正是它们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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